谈政协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

提要：

一、口述历史的发展进步

从人类靠口头传授历史，到用文字记载历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从用文字记载历史发展到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口述历史,是社会的又一次巨大进步和飞跃。

二、政协文史资料的主体是口述历史

政协文史资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用文字记录和用影像设备记录，只是运用的工具和采取的形式不同，在内容上没有区别。但音像录制现代口述历史比文字记载历史更真实、更生动、更形象、更具感染力。北辰区政协于2007年制作完成了《登高英雄杨连弟》和《江泽民同志视察宜兴埠蔬菜基地》等口述历史成果，取得良好反响。

三、对口述历史的实务探索

口述历史的原始资料只能起到存史的作用。只有加以归纳整合，后的完整成果，才能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从事口述历史研究应该做到抢救史料与推出成果并举。

口述史专题片的制作不需要很大投资，和复杂的技术。只要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知识，配置有影像和图片编辑软件，经过一段培训和实践后就可以自行编辑制作。北辰区政协的口述历史编辑制作工作，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而且都是外行；使用设备只有一部摄像机、一部照相机和一台电脑，总投资66000元。从设备使用、脚本撰写到策划制作，都是独立完成。

 全文

一、口述历史的发展进步

口述历史这个名词，是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且成为当今的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虽然口述历史这个名词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口述历史这种形式应该是从人类有了语言就已经存在。

口述历史，顾名思义，就是口头传授、讲述历史。作为历史，必须真实。要想真实，只有亲历、亲见者了解的最真实。因此，我理解这个口述历史，就是由历史当事人讲述历史。

在文字形成以前，人们只能是靠口述传授历史。有了文字以后，对历史有了正式的记载方式。而口头传述的历史，经过久远的年代后，则被人们作为传说。传说如果再加入人们的幻想和虚构的成分，就成了神话。口述历史用文字记录后得以传世，成为记载历史和从事历史研究的依据。应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文字历史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往往因为统治阶级的控制，在收录的史料内容和历史研究的观点上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带有片面性，失去历史的真实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用音像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的先进方式，对保留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历史的真实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录音录像设备的普及，普通百姓的普通历史也能够保留下来，使口述历史得到空前的发展。现代的口述历史，通过录制真实场景和历史当事人的讲述,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原生态地保留下来，这比文字记载的历史更全面、更真实、更生动，而且能够多方面、多角度地保留历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依据。从文字记载历史发展到现代的音像资料口述历史,这是社会的又一次巨大进步和飞跃。

二、政协文史资料的主体是口述历史

政协文史资料，是由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在全国政协倡导的，至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政协文史资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亲历，即历史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亲见，即尽管不是当事人，却是旁观者，亲眼见到；亲闻，就是与当事人最接近的人听取当事人介绍事件的经过。因此，政协文史资料的很多内容就是口述历史。过去由于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所限，只能用笔录。有些是历史当事人自己用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有些人由于文字水平或其它原因不便自己写，则委托他人或由采访进行整理。只要其本源是来自历史当事人的讲述，就应该算作口述历史。用文字记录和用录像设备记录，只是运用的工具和采取的形式不同，在内容上没有区别。但是，就文字记录的传统口述历史和录制音像的现代口述历史相比较，后者比前者更真实、更生动、更形象、更具感染力。

我们天津市北辰区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从1988年开始，至今已有20年时间，共编辑出版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先后有120余人供稿件450多篇，150多万字。其内容涵盖了全区经济、政治、城乡建设、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人物等各个方面。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根据口述历史整理的。如，在北运河两岸进行总体规划和建设开发时，我们征集了有关北运河的历史变迁、沿岸村镇风貌及民情习俗等口述历史；在城乡建设实施旧村改造过程中，为避免房屋拆迁时损坏历史文物，我们征集了有关北辰文物的口述历史；为了挖掘抢救北辰人物口述历史，我们对登高英雄杨连弟的妻子阎福珍、世界蛙王穆祥雄、知青楷模邢燕子等知名人士进行了口述历史采访，为口述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2005年，天津市政协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口述史研究会。在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的指导下，2007年，我们北辰区政协在全国地市级政协组织中第一家开展口述历史研究，并开始尝试口述历史专题片的编辑制作工作。用半年时间制作完成了《登高英雄杨连弟》和《江泽民同志视察宜兴埠蔬菜基地》两部口述历史成果。今年3月份，举行了两部口述历史成果的首发式，播放后取得良好反响。市政协和区委、区政府领导认为口述历史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区情教育的很好题材，要求区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口述历史的成果，为北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区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把口述历史作为组织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党日活动中向全区党员进行播放。团区委、区教育局把观看《登高英雄杨连弟》口述史专题片，作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光盘发放到每个中小学校。北辰区委、区政府为恢复重建历史名校普育学校，委托政协为校史馆征集史料，编辑制作普育学校的口述历史专题片，现已基本完成。

三、对口述历史的实务探索

在口述历史的实务探索中，我们感到，对口述历史的征集、抢救史料只是手段，发挥史料作用才是目的。而要发挥口述历史的作用, 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给予后人与启迪，鉴古知今，这就需要把完整的口述历史成果展示给人们，让人们了解、分析，从中得到启示。

我们通常采访回来的口述历史很可能是零散的、片段的或是冗赘的，有的还是当事人不愿公开的。这样的口述历史无法公布于众，只能起到存史的作用。只有将这些琐碎的素材加以归纳整合，系统地整理，使之形成完整的成果，展示出来，才能够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因此，从事口述历史研究应该做到抢救史料与推出成果并举。

要完成好的口述历史成果，第一，必须占有大量的资料，特别是音像资料。口述历史是给人听、看的，必须用影像资料表现出来。特别是与事件和口述人有关的历史照片、现场影像资料，就显得特别珍贵。例如，登高英雄杨连弟已经牺牲了55年，他的妻子、已经89岁高龄的阎福珍却给我们讲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同时我们又找到他生前战友被采访的录像和照片二三百幅，而且还有他徒手攀登陇海铁路八号桥的实况镜头，这就为制作专题片提供了保证。而在接受普育学校口述历史编辑任务时，手里仅有该校校长温瀛士的一张相片，要出成果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自己查找线索。采访当时普育学校的老校友10余人，到市、区和有关学校档案馆查找资料、拍摄照片100多幅，组织学生和教师进行场景模拟，终于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这部口述历史的送审稿。

第二，编辑制作口述历史成果必须真实完整

口述历史不同于新闻、影视或普通宣传资料。它不是片段地摘录或片面宣传，而是客观地反映事物，真实地介绍史实，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有些史实因为年代久远或当事人的年龄、身体、记忆力等方面的问题，也有口述不太准确、全面，甚至前后矛盾的现象。甚至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思想上有顾虑，不敢讲真话。这就需要由多个当事人或见证者进行口述，并查证历史档案和有关文字史料进行核实。因此，要编辑制作口述历史成果，不但要征集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口述历史，还需要自己“亲阅”修改，进行综合整理、编辑，才能保证口述历史成果的全面、真实、完整。

    第三，要学习掌握一定的编辑制作技术

口述史专题片的制作是一项综合性艺术，融思想性、艺术性、学术性为一体，需要调动画面、音乐、解说、影视特效等各方面技巧。在一些人看来，是非常神秘之事。可是我们经过实际操作过程中感到，这并不是什么神秘之事。制作一般性的口述历史专题片，只要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知识，配置有影像和图片编辑软件，经过一段培训和实践后就可以自行编辑制作。

我们北辰区政协的口述历史征集与编辑制作工作，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而且都是外行，从调查采访、录音录像、撰写脚本、策划编排到编辑制作，都是独立完成。设备只有一部摄像机、一部照相机和一台电脑，总投资66000元。当然，如果拥有更高级的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使口述历史更加完整、真实、直观、生动、形象、亲切、感人，真正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为进行国情教育、地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热爱家乡教育作出贡献。

京津走廊，区位得天。漕运古道，史著千年。

明初徙民，北运河畔。永乐年间，双街始建。

拓荒耕耘，先民播汗。村稠路达，水盛船繁。

文人墨客，迹影留连。帝子龙舟，运河扬帆。

民国罹难，战乱连年。灾害频仍，荒野连片。

迎来解放，谱写新篇。沧桑岁月，创业维艰。

改革盛世，国泰民安。鼎新革故，纬地经天。

兴村富民，鸿图壮观。置业双街，龙汇争先。

告别茅舍，旧村拆迁。高楼林立，广厦万千。

新城拔地，都市家园。开拓创新，率先垂范。

海晏河清，民生民愿。文明富庶，万众欢颜。

立鼎千钧，社稷如磐。再创辉煌，和谐共建。

胡曰钢撰   赵伯光书                    

                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双街村 立

      公元二零零八年

说明：

    本鼎文取《诗经·雅》的四言诗体例，勾画了双街村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双街人民的创业步伐。全文共48句192字。

“京津走廊，区位得天。漕运古道，史著千年。”是讲双街一带的区位优势和悠久的历史。

“明初徙民，北运河畔。永乐年间，双街始建。”说明双街成村于明代永乐年间。

“拓荒耕耘，先民播汗。村稠路达，水盛船繁。”介绍先民置家立业的情景，说明在古代双街周围村庄密集，漕运盛况。古人梅成栋曾有诗云：野水千帆集，人声沸暮烟，楼台两岸诗，灯火一河船。”可见当时场景之壮观。

“文人墨客，迹影留连。帝子龙舟，运河扬帆。”漕运沟通了我国南北文化，北运河沿岸成为文人墨客交流聚会的，很多历史著名诗人在这里挥毫泼墨吟诗作赋。康熙、乾隆下江南多次从这里经过。

“民国罹难，战乱连年。灾害频仍，荒野连片。”民国时期受战乱和灾害影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

“迎来解放，谱写新篇。沧桑岁月，创业维艰。”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业奋斗，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改革盛世，国泰民安。鼎新革故，纬地经天。”改革开放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改变旧的体制，建立新的发展环境，规划宏伟蓝图。

“兴村富民，鸿图壮观。置业双盈，龙汇争先。”发展经济，村民富庶，置业、双盈、海龙、银龙、中汇等经济实体竞相发展。

“告别茅舍，旧村拆迁。高楼林立，广厦万千。新城拔地，都市家园。开拓创新，率先垂范。”率先开发房地产，进行旧村改造，建设起现代化的都市家园。

“海晏河清，民生民愿。文明富庶，万众欢颜。”天下太平、清正廉明是老百姓的意愿；建设文明社会，让百姓富足，必然会受到人民的拥护。

“立鼎千钧，社稷如磐。再创辉煌，和谐共建。”立鼎的目的表示江山稳固，历史不会倒转。要为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再创辉煌。

胡曰钢格言

事  业

人生的抉择总是风险与机遇共存，关键时候就得豁得出去。也许能成功，但绝不能晕头转向；也许不会成功，那就得经得起挫折。

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并非需要别人知道或理解，关键在于自己觉得是否该做、愿做。只要该做、愿做，无论有多么大的付出，也无怨无悔。

生  命

人们都说动物有报复心，其实植物也是不堪蹂躏的。草木看起来软弱，可是一旦触怒了它，也会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大自然的抱负，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才出现的。

人们在改造自然时，觉得自己是那么伟大，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时，又显得是那么渺小。

教  育

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大财富，是能够独立生存、发展的能力。

惜  时

珍惜时间，珍惜生活，珍惜感情。

情  感

爱情会产生神奇的巨大力量。有了它，疲劳会被忘却，疾病会很快痊愈，懦弱会变得坚强，获得会想到他人。

幸  福

历尽艰辛才懂得幸福来之不易，患难夫妻更知道爱的珍贵。

领  导

领导的本事不在于他自己能干什么，而在于能领导别人干好什么。同样7个音符，在不同作曲家的笔下，可以创作出千变万化的乐曲。同样的职工，在不同领导的指挥下，可以办成或办坏各种事情。

金  钱

在市场经济下，没有钱就没法生存、发展，但是有钱不是目的，关键在于把钱用在什么地方。个人、家庭的消费是极其有限的，为社会服务才是无限的。回报社会、福利他人，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财富。

世界蛙王穆祥雄

2004年7月，由于编辑天津市北辰区政协文史资料的需要，我和政协的吕志毅主任、北辰区广播电视局的记者王涛，专程走访了我们的老乡——世界泳坛英豪穆祥雄先生。

这位曾经在9个月内连续三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泳坛健将，身上竟然没有丝毫某些世界纪录创造者的那种霸气。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更使我愿意和他接近。

穆老今年69岁，头发花白，身材中等，身体健壮，诚挚热情。对待家乡来人，他显得格外亲近，但是却不善言辞，只是一问一答式地介绍他的历史。后来，又在地下室内翻出了已经收藏多年的史料。那些退了色的照片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已经变得焦黄的报纸上，记述着历史的沧桑和往日的辉煌……。

穆祥雄，1935年生，回族，天津市北辰区天穆村人。他的父亲就是我国第一位参加国际游泳比赛的冠军获得者、泳坛泰斗穆成宽。穆祥雄从小接受父亲的训练和影响，为中华民族游泳事业奋力拼搏，历尽艰辛，曾获得14项全国游泳比赛冠军，9项国际游泳比赛冠军，三次打破世界蛙泳记录，被誉为“蛙王”称号，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著名导演谢添还以穆祥雄和他的父亲为原型，执导、拍摄了故事影片《水上春秋》。

1989年，穆祥雄被评为全国十佳教练之一；1995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中国冠军录《泳坛英杰——穆祥雄》的电视专题片；1999年，他被评为建国50年50星；2004年6月9日又让他参加了悉尼奥运会圣火的传递。2008年8月8日，穆祥雄作为第29届奥运会执旗手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我抑制不住着激动的心情，找出了4年前的这篇文章，把它传到网上。

游泳世家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目标，也许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或毕生的精力，但是只要为它努力过，献身过，则一生无憾。

穆祥雄的家乡天穆村，位于北运河畔，是闻名华北的回族聚居村，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在北运河截弯取直以前，河水从村北、村西、村南三面环绕而过。村庄富庶，景色旖旎。村边还有个数百平方米水面的大苇坑，村里不少孩子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游泳，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游泳健将。

1935年8月，在天津租界地西人俱乐部（今天津市第一游泳池）由外国人举办“万国游泳赛”，父亲穆成宽报名参加了100码和400码自由泳比赛，夺得两项冠军，为中华民族在国际游泳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以后又分别在1937年、1941年的国际游泳赛中连连夺冠，并刷新了400码自由泳全国记录。

解放后，穆成宽被聘为天津的5个游泳池的主管和教练，他把自己追求的目标和希望完全寄托在子女和弟子身上，培养出穆祥雄兄妹及侄孙辈十多人，成为游泳世家，纵横国际、国内泳坛，创造出优异的成绩。

穆祥雄共兄妹8人，哥哥祥英在1944年获得天津国际游泳赛两项第一名；弟弟建华曾打破100米蝶泳全国记录；大姐秀兰1951年曾获华北地区速滑冠军；二姐秀珍曾获第一届亚运会铜牌；妹妹秀英曾获全国速滑和全能4块金牌；堂弟祥豪曾获全国1500米自由泳冠军；堂弟祥杰曾打破全国100米、200米仰泳全国记录。其余也多从事游泳事业，担任教练或裁判等工作。穆氏家族的成员，多次接受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曾经说过：“古有杨家将，今有穆家军。”

不能否认，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爱好与父母的遗传因素、家庭的熏陶和生长的环境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往往决定着你对事业的选择和成功的概率。

游泳神童

    任何成绩的取得，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个人的天赋和环境的

熏陶只是成功的基础因素，并不等于成功。没有努力地拼搏，没有科学的技巧和态度，没有所处时代的社会条件和创造成功的机遇，再好的天赋和家庭也等于零。

穆祥雄从幼童时开始，就已经接受了艰苦的训练。两三岁时，父亲就给他抻胳膊拽腿扭腰，有目的地进行培养。5岁时，开始在村边的大水塘里学习游泳。父亲为了让孩子们锻炼腿劲和脚腕的力量，每天让他们练跳绳、跑步、打球、滑冰、跳台阶、蹲桩。穆成宽还做了一些高低不同的台子，让孩子们反复跳上跳下，一练就是上百次，跳得两腿疼痛难忍。有一次，穆祥雄的小腿磕在台子边上，血从膝盖流到脚面，父亲也不说停止，他只好咬着牙坚持。他们每天起五更开始锻炼，不管严寒酷暑、年节假日，从不间断。就是出去玩也不忘锻炼，遇到土埂水沟就跳过去。有时父亲还让几个孩子同时摔他，直到大家都筋疲力尽为止。

穆祥雄的看家本领是“少林气功十三势”。他曾拜当时全国闻名的拳师、天津国术馆馆长陈国政为师学到了这套功夫，成为穆家多年训练的主要内容，为穆氏家族后来驰骋泳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穆祥雄刚刚6岁多，报名参加了天津市在第二游泳池举行的公开游泳比赛，获得男幼童组冠军。初出茅庐便赢得了“游泳神童”的美誉，这为他以后的游泳生涯中多次创造佳绩树立了信心和勇气。

1947年8月25日，为庆祝抗战争胜利二周年，天津市体协分会在第一游泳池举行公开男女游泳赛，哥哥祥英获得男子普通组第一名；祥雄那时刚刚12岁，以12分的成绩获得男童子组总分第一名。《民生导报》报导：“全市公开游泳赛几均成穆氏天下。”

    上中学后，他更注意增加体力和耐力的训练。为了锻炼肺扩量，走路时，每次憋气走10步，呼吸走5步；骑车时，数着电线杆憋气。每根电线杆间距50米，每次憋气100米，呼吸50米，使肺扩量越来越大。50米长的泳池，潜泳一口气能游出四十七八米。在测量人体负氧能力时，仪器最低指示为零，海军潜水员只能降到30。而给我测试时，指针降到零我还没觉得难受。

超负荷的锻炼才能换来超常人的成功。1951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和大学生运动会邀请新中国派青年代表团参加，但是男子蛙泳项目只有一个名额。他虽然够入选条件，但以前参加的都是少年组比赛，国家体委便指定上海的青年泳将孙光一进代表团。孙光一在去北京报到途经天津时，提出要和穆祥雄比赛，做为出国前的热身。穆祥雄也愿意和他比一场，看看自己和他有多大差距，出不出国没什么关系，所以心里没有任何负担。比赛人员除了穆祥雄和孙光一外，还有穆成宽的学生方友文。结果，穆祥雄拿了第一，方友文第二，孙光一被落下很远，得了第三。国家体委知道结果后，认为孙光一不能代表新中国的蛙泳水平，但是再换人也来不及了，只好弃权，没有参加这次运动会。

1951年7月18日，穆祥雄参加了在哈密道第三游泳池举办的“京津游泳对抗赛”，在200米蛙泳比赛中，以2′17″6的成绩打破1947年国民党七届全运会上由马来亚华侨郭振衡创造的全国记录，使这个16岁的中学生第一次登上新中国游泳冠军榜首。1952年9月，我又在广州参加全国第一届游泳比赛，获得蛙泳100米、200米和3×100米混合接力赛三项冠军，获总分第一名，随后被入选国家队。

世界蛙王

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不顺利中度过的，顺利的时候总是少数，有时仅仅是在瞬间。因此，人的成功就在于永不懈怠，战胜长期的不顺利，抓住瞬间的顺利，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成绩。

进了国家队后，更不能有半点懈怠。他每天清晨五点种起床，到天坛公园树林里练气功，对增强体力，增大肺扩量，排除干扰，迅速“入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53年，随国家队赴罗马尼亚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首次出国，心情格外激动，站在各国选手面前，又觉得有些紧张。以前每次参加比赛，父亲总是站在泳池南端的角落里等着掐表，可是这次父亲不在场，他的心绪总是定不下来。枪声响了，他入水比别的运动员落后半个身长，奋力追赶才得了第九名，差0.1秒没能进入决赛。

国家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游泳运动员的游泳技术水平，于1954年4月，派穆祥雄和穆祥豪、涂广斌、陈运鹏等人到匈牙利进行训练。匈牙利是世界体育强国，著名教练沙鲁西训练的游泳运动员在赫尔辛基奥运会上曾夺得4块金牌。当时在那里接受训练的还有几个其他国家的游泳运动员，他们十分高傲，看不起中国人。穆祥雄把屈辱当成奋发苦练的动力。白天人家下水4小时，我下水6小时；晚上人家去跳舞看戏，他就钻进游泳技术书里苦学；雨天人家歇息，他仍然坚持训练。沙鲁西看我游泳技术提高很快，高兴地说：“中国的穆祥雄了不起，他要成为世界蛙泳之王。”

11月7日，他在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游泳赛，获得100米蛙泳冠军。沙鲁西拍着他的肩膀，挑着大拇指说：“中国人厉害，刚来匈牙利时，你们的男子成绩还不如我们女子，半年后你们打败了我们，拿了冠军。中国以后一定是体育强国！”

1955年7月21日，穆祥雄和涂广斌、徐志祥在莫斯科参加中苏游泳对抗赛，对手是100米蛙泳世界纪录保持者米那施金、欧洲冠军克罗夫品科和另一名优秀选手。比赛结果，我以1′11″8的成绩夺得冠军。22日，又夺得200米蛙泳冠军。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播发比赛消息：“在中苏游泳对抗赛中，中国优秀的蛙泳运动员采用魔法般的潜泳技术战胜当今世界纪录保持者米那施金……”

1956年4月，穆祥雄在上海得了菌痢，住院两个月，出院第二天就下水。第三天参加了一次小型表演赛，没想到100米蛙泳竟游出了1分零7秒的好成绩，又超过了世界记录。但是，世界纪录必须是在正规游泳池举行的正规比赛，并有正规裁判才能得到国际泳联的承认。这次不能算数。

那年6月，穆祥雄在莫斯科参加“中、苏、匈、德四国游泳对抗赛，7月26日至28日在布达佩斯参加十七国游泳比赛，8月初又参加中、德、匈三国游泳比赛，9月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邀请赛，在一年中，共参加6次国际比赛，拿了9项冠军，被誉为“世界蛙王”，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

1956年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第十六届奥运会，以他的技术水平和实际成绩，夺取奥运会金牌应该说有相当的把握。但是，有人在十六届奥运会上借机搞“两个中国”，公然邀请台湾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并在奥运村升起了“青天白日”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抵制这一政治阴谋，宣布撤回代表团。从此，中国被排斥在奥运大门之外近20年！

而在第十六届奥运会实际比赛中，日本选手福录高娃以2分34秒7的成绩夺得200米蛙泳冠军。同一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上海举行奥运会模拟赛，穆祥雄以2分33秒1的成绩超过日本选手。虽然超过了奥运会记录，却没有参加奥运会，这成了我的一个终生遗憾。

根据我多次与世界各国最强手较量的情况看，中国体育界的任何人都认为穆祥雄拿奥运金牌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应该比1984年许海峰在洛衫叽奥运会上夺取的射击金牌再提前18年。

冲刺极限

人就是这样，在目标没实现以前，总是把这个目标当成理想。一旦实现这个目标，又要给自己树立更新的目标。不断超越自己，冲刺极限，才是人生奋斗的最大乐趣。

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后，国际泳联作了新规定：“正式比赛一律不准用潜泳。”并对原来的世界纪录不予承认。重新制定的国际标准记录是，100米蛙泳为1分13秒，200米蛙泳为2 分40秒。

按照新的规定要求，我的成绩一下子慢了十来秒。世界记录在创出的一刻，都是当时运动的极限，要改变原有的方式超越极限真是太难了。有人说，这下穆祥雄完了。在人们的舌头面前，你可以一夜之间成为英雄，也可以一夜之间成为最不幸的人。

贺老总知道后，鼓励他说：“你过去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现在遇到了困难，我希望你战胜困难。相信你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绩的。”

在贺老总和家人的鼓励下，他从头再来，从呼吸方法、划水角度、手脚姿势等方面一次次测试、练习。日本著名蛙泳运动员高航的特点是在双手前伸时吸气，使身体处于高位置，这种技术动作被称作“高航式”，而中国运动员蛙泳动作是在手臂划回肩时才吸气，此时身体位置较低，叫做“平航式”。在试验中，他发现，手臂前伸时早吸气会影响速度，但腿部力量能得到很好发挥；手划至肩时吸气则利于手臂力量的发挥，但划水动作大，与呼吸衔接不好。于是，吸收了两者的长处，创造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换气方法，起名叫“半高航”，获得了成功。

 1957年5 月1日是国际泳联禁止潜泳的新规则生效日期，各国纷纷在这天举行游泳比赛，向国际标准记录冲击。中国也在广州举办了游泳比赛，这是游泳运动员们的又一次机会。没想到，赛的前一天他突然病倒了，高烧39度。教练为了保护他的身体，没让他参加比赛。这一天，各国运动员破国际标准记录的有好几个人，中国的戚云烈成绩最好，创造了100米蛙泳1分11秒6的世界纪录。他只能再等待机会，向新的世界记录冲刺。

1957年10月，英格兰游泳队到北京比赛，按规定，各国只准报一名选手参赛。由于戚烈云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他只能做为陪衬参赛，不算正式代表。在这次比赛中，大家都成绩平平。比赛结束后，他躲在一边不显眼的地方，周恩来总理却走到他跟前，紧握着他的手说：“我看见你比赛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改技术达到这样好的水平，很难得了！”穆祥雄万万没想到，周总理连自己改潜泳的情况都这么清楚，激动得地望着周总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记者们也都挤上前抢拍这个难得的镜头。他只感到闪光灯在身边亮个不停，比赛结束后，到处查找这次周总理接见的相片，但是至今也没有能够找到。

1958年7月，苏联游泳队来北京与中国游泳队比赛，米那施金也来了。又一次冲击世界记录的机会来到面前。与老朋友比赛，穆祥雄心情十分平静、轻松，把种种别扭事抛在脑后。鸣枪入水后，他和米那施金泳姿一致，齐头并进，分高低。观众席上喊声震天，掌声、喝彩声连成一片。距终点最后3米时，拼力用了几下“蹬夹”，以微弱的优势获第一名。米那施金的教练兴高采烈地跑过来，举起表，大声说着中国话：“你，1分11秒4，米那施金1分11秒5，二人同破记录！”但是过了好久，广播里才传来播音员严肃、平淡的声音：“男子蛙泳第一名，穆祥雄，成绩1分11秒8；第二名，苏联队米那施金，成绩1分11秒9……”苏联教练气得喊了起来：“错误！错误！”他拿着秒表去找大会裁判组和体委负责同志，大声责问：“两个世界纪录你们为什么不要？我当了那么多年国际裁判，和哪国的裁判也没差过这么多。你们应该在运动员触池壁的一瞬间停表，而不是卡表，停表和卡表不是一回事，你们一定停表晚了。”任凭教练怎么着急，也无济于事了，大会已经公布的成绩不能再改变。

一个月后，米那施金以1分11秒5的成绩打破戚烈云的1分11秒6的世界纪录，又给穆祥雄树立了更高的目标。

1958年12月20日，国家体委在北京游泳馆举行北京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七单位优秀选手对抗赛。初冬时节，北京城区气温降至零下10度。体育学院学生观众席上歌声此起彼伏，掀起了阵阵热潮。穆祥雄登上跳台，心情坦然，全身放松。随着发令枪响，冲入水中。观众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呼喊加油。他终于以1分11秒4的成绩打破苏联选手米那施金保持的世界最高记录。

1959年6月，他又出访苏联、匈牙利、东德，连连夺得冠军，被称为“蛙王”。

1959年8月30日上午，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前夕，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誓师大会，他在大会上表示决心，要再破记录。当天下午，在陶然亭游泳场比赛中，以1分11秒3再破世界纪录。9月17日晚7点47分，又以1分11秒1的成绩第三次打破世界纪录。在9个月内三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事例，在世界游泳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青年报》等报刊都给予报道。在首届全运会闭幕式上，他受到了周恩来总理、贺龙、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国家体委授予他“体育荣誉奖章”，由周恩来总理将奖章给他戴在胸前，亲切地说：“你为中国人争了光，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攀登世界高峰。”

1962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 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乒乓球运动员和其他体育项目运动员代表，并与运动员们合影。当他走到毛主席面前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介绍说：“这就是穆祥雄。” 毛主席喜欢游泳，对游泳运动员的印象更是深刻，一提穆祥雄的名字，立刻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哦，你是游泳运动员啊！”

    这一天，是他最荣幸的日子，更加坚定了为中华民族争光，

为游泳事业献身的信念。

1963年，由于国家急需游泳教练，28岁的穆祥雄结束了运动员的生涯，解甲任教。1964年国家体委训练局派他去越南担任游泳教练，仅两年时间就看出了成效。1966年10月，在印尼举办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越南女子200米蛙泳战胜中国队，夺得冠军。完成任务后，回到北京，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父亲已被关进“牛棚”，电影《水上春秋》被打成“大毒草”，穆祥雄也被关押40天。1967年8月，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穆祥雄重回国家队，经常到各地培训、选拔人才，努力为祖国、为家乡多做贡献。他先后发现了并收取了黄小敏、夏福杰、梁伟芬、叶润成、王林、金甫、陈剑江等得意门生。在1982年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叶润成夺得我国亚运史上第一枚游泳金牌。1987年，黄晓敏参加联邦德国的阿瑞那节游泳比赛，一举夺得50米、100米、200米蛙泳三项冠军。1988年，黄晓敏参加汉城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夺得女子200米蛙泳银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游泳奖牌零的突破。

    穆祥雄的家乡天穆村是全国有名的游泳之乡，他始终不忘记生养

他的热土，更不能忘记使他走上游泳事业的北运河。从这里曾走出了上百名游泳运动员，在全国和国际游泳大赛中获一二三等奖的百余人次。他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涌现出更多的游泳人才，尽量挤出更多的时间为家乡的运动员进行指导，将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帮助、鼓励他们创造更加优异的成绩，让中华民族的圣火永远传递下去，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愿。

独辟新界的办报形式

——凤梅人

胡曰钢

前些时，曾和我一起在芮城县插队的知青袁志起给我送来一沓报纸让我看。说实在的，机关办公室每天好几份报纸几十版，就是浏览一遍也得大半天，那就别干工作了。只好“看书看个皮，看报看个题”，有时甚至连题都顾不上看。尤其是节假日后，一上班，办公室门前报纸成堆，同一标题，同一内容，简直是极大的浪费，只有收废品的才会觉得越多越好。

可是，接过袁志起给我的报纸却让我眼前一亮。引起我注意的不仅是“凤梅人”的刊头，还有下面的小字“山西省芮城县……”我在芮城生活、工作了19年，离开那里已经21年，看到第二故乡的报纸，当然分外亲切，便随口说了一句：“我记得芮城县以前出的是小报，现在改成了大报，太好了！应该，应该。”袁志起马上纠正说：“这是芮城的一个朋友自己一个人办的，他叫刘焦智，是个农民、民营企业家。这个报跟县里的报不是一码事。”这就更使我惊叹了，一个农民、民营企业家，却投入这么大的精力、财力去办报纸，其发行量超万份，而且是按期连续发行，甚至影响到海外，应该说是个创举，称得上是个时代的弄潮儿。

当前，社会上出书热达到高潮，办报的也并不少见，但是能办出水平的让人爱看的报纸却很不容易。可是，当我认真翻阅《凤梅人》的一些内容后后，心里则更加钦佩刘焦智先生了。他给我的突出感觉是，很像教育和文化研究部门办的报纸，具有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能够给人以教益和启迪。应该说，这个报纸办得很有水平，很有品位，很有特色，而且能够讲真话、扬正气，充满着正义感、侠义心。刘焦智先生的文章就跟他的为人做事一模一样，坦荡豪爽，直言不讳，完全按照他的承诺去做。刘先生并非是挣大钱的大款、大老板，又不借报刊承揽广告业务，不接受党政官员和在校学生的资助，却为读者免费赠报，只想奉献，不求回报，在仅仅12平米的吃、住、会客、办公、读书的多功能房间里，结交有识之士，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做法让一些人费解，也能让一些人理解。

当前，很多企业家、慈善家投资教育事业，兴教振国，的确是极有益的事情。可是看了《凤梅人》，使我感到，投资办报，寓报于教，同样是激励国人、服务社会的一种极好方式。

经济是根，文化是魂。文化靠经济的支撑而繁荣兴旺，经济又靠文化的充实来提升水平。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水平、理念的标志。CI设计、广告策划、特色专卖、商品产品推介等，都是企业文化的反映，同时也是企业经营人的水平、能力、智慧和底蕴的展示。

《凤梅人》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推出了它的企业文化，兴邦寓报，振民育德，激励人们干事创业，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影响和信誉，也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我相信，《凤梅人》会越办越好，赞赏和关注它的人们会越来越多。

星星再不是那颗星星

经天纬地，斗转星移。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年代，区委、区政府提出了环境立区的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环内旧村改造工程。我为这一宏伟事业而震撼，为家乡人民迈出史诗般的一步而赞叹！

五十年前，我家由王秦庄搬到北仓。先是住在后街董奶奶家，以后又住到焦家胡同贾姥姥家，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

那时侯，觉得北仓村好大好大，两条街好长好长。从南头走到北头，会热得满头大汗，累得腰酸腿疼。拉粮食、柴禾的大马车每天从街上过往不断。冬天，人们从北运河上凿下大块冰，整夜地往京津公路东面的冰窖运送。家家喝着北运河的水，每天要踏着跳板走到河深处用水桶提水。浑浊的河水倒进水缸，必须用白矾搅拌，待沉淀后再饮用。1956年北仓村通了电，后来又有了自来水，条件好了，我家也搬走了。但是曾经养育过自己的地方，特别是童年时期留下的印象，却刻骨铭心，今生今世也不会忘。

长大后，我才知道，北仓原来还是皇仓宝地，也是登高英雄杨连弟的故乡。在学校的历史课中我还了解到，北仓曾经是抗击八国联军的重要战场。就这样，越了解它，就越喜欢它；越喜欢它，又更想了解它。后来，由于从事了文史工作，对家乡的历史的就有了更好的了解机会。

北仓，曾因为是中国古代的漕运要道和屯储皇粮重地而闻名于世。元、明、清三代600多年间，这里都是兴旺发达之地。皇上能选中这块地方建仓廒，也是经过多次派人调研后才勘定的。过去曾有“潮不过杨”的说法，就是说杨村以上水浅、沙多，江南运粮的大船到了这个地方无法继续北上，只能暂时将漕粮卸下屯储起来，然后改换成小拨船分批运往京城。但这只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北仓一带民风厚朴，村民侠义、纯正，皇仓建在这里比较安全。当时的“堪舆”（风水）先生也认为，北仓是一只凤凰，面朝北运河，头在娘娘庙（解放初的北仓诊所处），背在村东（今区政府处所），左翼在村东南（北仓廒，今新华里处），右翼在村东北（今延吉道北）。

解放后，北仓一带始终是区政府驻地。特别是在北仓地界上建立果园新村街和集贤里街后，人口更加最密集，成为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二十一世纪北运河综合治理改造前后，为拍摄历史资料照片，我几次登上高层眺望。看到运河如带，公路成网，高楼林立，绿树浓荫的现代化都市风貌，顿时觉得心旷神怡，气象万千。五十年前的那个坟冢累累，荒草遍地，冬天白花花，夏天水汪汪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北辰变了！

然而，再这都市环抱之中，还保留着一片低矮的平房。不仅是因为站得高了，才显得它矮。人长大了，觉得一切事物都变小了。当我走进近它看时，感到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亲切，但房屋的确是矮了，街道也短了，胡同更窄了。五十年过去了，基本上还保留着原始的模样，甚至就连经济体制还保留着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工分分配的形式。我的家乡也该变了！

过去，北仓是靠漕运和仓廒闻名全国，招来天下客商，带来经济的繁荣。那么，今天又靠什么加快发展，靠什么富裕呢？还是要借助外力，扩大招商引资。“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谁的“风水”好、环境条件优越，投资者就愿意到谁那去。北仓这个风水宝地要发展，就得重新运作起来，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把金饭碗刨出来，让金凤凰飞起来。

“北辰”，即北极星。以北极为中枢的紫微垣星团，自古人们都把她作为吉祥的象征，于是有了“紫微高照”、“紫气东来”之说。北仓村位于北辰区的中心，应该是紫微垣中最亮的一颗星。我相信，有自古北仓的地利之优势，有环内改造的天时之机遇，再加上家乡人民共同开创的人和之决心与智慧，北仓这颗星一定会重放出闪耀光芒！

为了让大家留下今天的记忆，看出明天的进步足迹，现将北仓村现状的照片附后，待旧村改造完成后，请再作对比。那时，可能更会体验到环境立区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御史谏官赵之符

赵之符（1625—1686），字尔合，号怡斋。祖籍江南会州卫，北仓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中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长论辩、擅诗文，著有《赵佥宪奏疏二卷》、《怡斋文集》。赵之符为官20载，在朝为康熙皇帝当谏官13年，奉公无私，为民请命，被誉为“魏征式的人物”。清大学士王熙誉其为“直亮婉至无愧古人”，“以直声著天下”。

明永乐年间，赵之符的祖先以军功受封于北仓。传至士元一代，则入乡学读书识礼，由此而成书香门第。士元生长子连璧、次子完璧。

赵完璧，字复环。年幼时便知刻苦读书，性情宽厚，乐于助人。每遇灾荒年，全力周济受灾的乡亲，替穷困人家缴纳赋税、赎子女。崇祯元年（1628），大水成灾，北运河决口，一些人家的房屋被冲毁，赵完璧欲租船救人，船家未允。他当即用重金买下船只，解救了那些被水围困之人。后任榆次主簿，巡方爱其才干，让其负责查核事宜，晋为县篆。完璧任职期间，兴办学校，培育人才，体恤民困，深得百姓爱戴。崇祯末年，李自成攻陷榆次，赵完璧死职，朝廷为他建了祠堂。

赵完璧有二子，长子之篆、次子之符。赵之符生于明代天启五年（1625）二月初九。其伯父赵连璧无子，家道殷实，衣食无虞，热心创办义学，“集闾里子弟，躬亲教诲”，早亡。妻王氏矢志励节，请得婆母同意，以赵之符为养子，并精心教养，供其上学。每日放学后，必令其背诵所读之书。偶有懈怠，辄令其对案不食。夜晚篝灯课读，寒暑无间，遂成大器。顺治五年（1648），清廷举行首批“拔贡”，每县仅一个名额。经考选，赵之符中贡，进京入国子监学习。八年，乡试中举；十六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受户科、兵科、吏科给事中，后擢升鸿胪寺卿、左佥都御史，为当时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都察院的官员。

    赵之符敢于直言进谏，为民请命。康熙皇帝作为一代明君，也能够宽宏纳谏，对他的奏谏给予重视。康熙四年（1665）三月，京师地震后，皇上准备到固安、霸州、德州等地狩猎。赵之符认为，万乘巡行不仅耗费巨大，各地迎驾供给、修桥补路无不加重百姓负担。遂上《请停远狩疏》：“地动至今未止，是民生方在糜宁，惟欲以无事为修养之福……。伏请特布诏旨，暂罢此行。”针对八旗皇族大肆圈据民地之事，他又向康熙上《请还新圈地亩疏》，进谏说：从春到夏，圈地成风，搞得妇孺不安，鸡犬不宁。正当庄稼成熟之际，“取其地而驱其人，夺其口食而使受饥饿”，那么，皇上总说爱民如子，怎忍心让百姓“嗷嗷莫救，坐毙于沟壑耶？”因此，请皇上下令把圈占的土地“俱著退还民间”，“让百姓从此安居乐业。”此奏谏受到康熙的重视，康熙批道：“比年以来，曾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至生民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已极，深为可怜。以后圈占民间房地，著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之地，俱著退还民间……。”

另外，赵之符在《藩产变价疏》中提出，因水旱灾荒，佃户缴租都力不从心，哪还有钱买地呢？在《请停无益疏》中提出，朝廷重修瀛台，各地必然仿效，大灾之年不利宣诏俭德。在《请停差审疏》中建议，应当停止钦差四出的做法，杜绝贪官污吏借机横征暴敛。有事可专责各地封疆大臣查办，不称职的当罢斥。他的奏疏多数受到了朝廷重视。如对陕西、山东旱蝗灾，“请酌行赈穷之法，缓征国税”；对畿辅旱灾“当命大臣清刑狱”；对缉旗人逃，“当杜滥解之弊”等，均被康熙采纳。有些奏折虽未获准，但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康熙初年，为解决漕运船只，朝廷征用600艘驳船，每艘给地10顷，算作雇船雇工的补偿。船户整年忙于漕运，自然顾不上精心耕种，再遇上灾年减收，吃穿便成了问题。若遇天旱水浅，大船难行，还得雇小船完成漕运任务。赵之符认为，漕运驳船制度行之既久，积弊甚多，于康熙九年（1670）上奏《剥（驳）船困民疏》，提出八项理由，说明这项制度既不便于民，又有害于国。谏言把6000顷地租给农民，每年可征银15000两，再用这些钱来租船。水大租大船，水小租小船，就避免了重累船民。他特别指出：国家创制立法，应该便民，尤其不能危害国家，绝不能明知国家与民众都受其害还不想办法改变。此奏谏在当时未被采纳，但在30年后，赵之符虽已去世，康熙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延续实行了50余年。这对稳固大清江山，实现康、雍、乾盛世有着重要的影响。

赵之符为人友善重信，一诺千金，多少人身受其恩而不知不觉。

他在家乡倡修邑志，重建文庙，开办学馆，“凡为桑梓计，必报恩竭力”。他为家乡撰《重修儒学记》、《重修文昌阁记》，文章立意高远，说理透辟，文辞儒雅。他曾告诫乡里士子：“士不可不学，抑不可徒学。不学则椎鲁鄙陋多亢戾之忧，而徒学则虚诞浮夸成流荡之习”，“吾愿吾邑之士，日孜孜于学，而又不徒咿唔铅椠之学也。”赵之符的七言律诗，《舟集三沽》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北运河漕运盛况，也体现了他对家乡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

浩淼烟波阅几朝，帆樯来往息扶摇。

三分禹迹仍归海，半夜吴歌恰上潮。

每关鲸鲵销蜃市，尚愁珠玉织鲛销。

　　　　　南金蜀锦年来贡，好借铜鸟向斗杓。

赵之符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月，享年62岁。清大学士王熙为之撰写了《怡斋赵公墓志铭》。由于赵之符的功绩，其父完璧受赠征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其伯父连璧被追赠文林浪吏科掌印给事中，乡人以为乡贤崇祀。

在清初100多年间，北仓赵氏共六代17人名闻朝野，之符生有4子，个个聪慧异常，先后考中举人、进士，成为国家栋梁，以“同胞四科甲”被传为佳话，人称他们为“金玉四枝”。

长子名璘(1648～1711)，字雯玉，号冰崖。赵璘于康熙十六年(1677)考中举人，曾官司马，受赠奉政大夫。三十五年(1696)春，被授予江西广信府同知。当地山高林密强盗多，璘一边树立政府威信，一边悬赏打击强盗，上任一年社会治安便得到改善。在任8年，政绩卓著，升迁广东惠州知府。璘关心民疾民苦，办学校、修关梁、禁刁讼、立保甲、课农桑、兴水利，精勤敬业，被时人比作韩愈、苏东坡。康熙五十年(1711)夏，璘奉盘查之命，奔走途中感患暑湿，因痰喘发作而捐躯馆舍。灵车回归时，哭号相送的每天数百人，以至道路堵塞。朝廷追认其中宪大夫，家乡把璘作为乡贤建祠纪念。夫人郭氏诰赠宜人，改赠恭人。

    次子名珣(1654～1715)，字仲琳，号绎亭。幼时过继给伯父之篆。 赵珣悟性过人，坚毅好学。康熙十四年(1675)考中举人。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中书科舍人，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升稽勋司员外郎、调文选司员外郎。四十九年，云南报送的官僚考核材料中说，广南知府卢询政绩卓著，但碍于成规升迁受阻。珣谏言说，卢询是天下贤吏，为什么不能破格提拔呢?康熙帝也了解卢询，终于破格任用。从此，珣秉公直言的名声誉满朝廷，并得到吏部尚书熊赐履、富宁安的器重，很快被任命为河南提学佥事。珣到任后，肃条规，绝贿赂，摒弃托情，对品学兼优的人才善加接待，教以读书为文的方法和处世为人的道理，使当地文风士习为之一变。珣终年61岁，死后被诰封奉政大夫，崇祀家乡名宦乡贤。元配杨氏、继配徐氏诰赠宜人，继配张氏诰赠恭人。

    三子名琮(1657～1708)，字右苍，号北岩、广文。赵琮孝敬父母，与兄弟情同手足，对亲朋乡邻不分贵贱都以礼相待，少年时便学贯百家，有“弱冠博极群书，下笔千言立就”之誉。康熙三十二年(1693)考中举人、四十二年(1703)考中进士，尔后任内邱县教谕。琮加意振兴学校，训勉学生，使当地文风一新，多人考取功名，人们都说是赵广文的功劳。琮终年52岁，被崇祀乡贤。

四子名瓒(1662～1712)，字赞玉，号澄溪。赵瓒于康熙二十年(1681)考中举人，四十三年(1704)秋任河南汝宁府西平知县。一到任便访求地贫民困的症结，并一一修正剔除。康熙四十八年(1709)夏山洪暴发，邻县庄稼尽被淹没，瓒亲率百姓遍查河流要害，预设堤防，披风沐雨几十昼夜，使西平田禾免遭水灾。翌 年(1710)春，汝宁府遭遇特大饥荒，百姓乞望官府开仓放赈。诸县令均以没有上谕而不准，惟瓒认为：“小民嗷嗷待哺，非要先请示而后放赈，饿死的人早就填满沟壑了!为民父母，怕得罪朝廷而坐视百姓饿死，我不忍心这么做啊!”遂将仓谷12000石尽数放赈。到了秋后，百姓感念其恩争相还粮，不到10天便全部补齐。瓒终年51岁，亦崇祀武清县乡贤。

民中国铝制品业创始人衡耀庭

衡耀庭（1884—1971），字世恭，满族，下辛庄人。民族工业企业家，中国铝制品业创始人。曾在天津三条石开办三合成桅灯厂、三合成铝制品厂。

衡耀庭祖籍蒙古，元代其先人在北辰境内北运河畔落户建村，称鞑靼新庄。清代后改称达子新庄、辛庄、上辛庄、下辛庄。衡耀庭的祖父文武全才，曾为御前带刀侍卫。退居故里后，以教书为业，深得乡民拥戴。衡耀庭的父亲以教书为业，家学渊源。衡耀庭自幼随父接受家教，饱读诗书，聪颖勤奋，吃苦耐劳。1903年，17岁的衡耀庭为求自立，曾应招华工赴俄国乌拉山开矿，途中吃尽苦头，在一长者劝告下，借机逃回天津。从家里筹措8块银元，在城内河北大街开设一个小白铁铺，加工烟囱、炉子、盒子等。他从8 个煤油桶起家，逐渐发展起来。

当时天津城郊都没有通电，一般照明用的是碗灯，主要用植物油、动物油作燃料。衡耀庭发现，洋人的租界地里照明灯口很简单，而且是用煤油作燃料，既明亮又无烟，于是用白铁仿制了几个。使用时效果很好，于是把加工煤油灯口作为主要活计，开始招收工人，培养徒工，把小店铺扩大为小作坊。由于加工手段落后，产量很低，获利甚微，衡耀庭又开始捉摸新的生产路子。他发现德国进口的桅灯式样好，便于户外使用，并且价格昂贵，特别是当时德国正在忙于战争，生产停滞，使桅灯货源更加紧张。于是，他让技术好的工人进行仿制。有人发现后，告发衡耀庭生产假冒名牌产品。检察人员到作坊一看，这些产品都是手工操作，非常粗糙，认为他们冒不了名牌，成不了气候，没有当成大事干涉。他便更加放心大胆地干了起来。

辛亥革命爆发后，衡耀庭看到当时形势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决心走“实业救国，复兴中华”的道路，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规模，提高产品的质量。经过10年的奋斗，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于1913年正式创办“三合成桅灯厂”。他每天起早贪黑，和工人一起劳作。为保证产品质量，他经常在大风天或寒冬季节的夜里到三岔河口，检验桅灯照明情况。当他认为产品质量已经过关时，便提出“请国人用国油、点国灯、扬国光”的口号，宣传自己的产品。

1923年，他把工厂搬到三条石大街后的周公祠，建起宽大的厂房和公务房、财务房、库房等。为扩大生产，提高效率，引进先进技术，于1926年，从日本引进一台重约3吨多的大型电动床（冲床），是华北地区同类厂家第一台先进设备。该设备将四道工序简化为一道工序，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利润倍增。1929年，该厂资本已增至3000元，有厂房20 多间。

为提高管理水平，他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是三条石一带最早实行科室管理的企业。对工人实行重赏重罚，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启用人才；取消旧行业的陈规陋习，不准师傅打骂徒弟，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1930年，该厂产品“蝴蝶牌”、“宝珠牌”桅灯和“中字牌”灯头成为名牌产品，以优质、廉价挤走了德国进口桅灯，独占我国市场。1933年，在济南、郑州、武汉设立经销机构，在上海招代理商。上门订货应接不暇，铁路货运异常繁忙。一些外商也来订货，产品出口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国家。出口量占总产量的30%。在当时多是翻砂铸造等粗重工业时，三合成以细致、精巧、便民取胜，占据市场，为落后的中国工业争得了荣誉。

1938年日本入侵中国后，统治市场，控制重要物资。桅灯则属于日用品，并未引起日本注意。但是由于战乱影响，停止出口，外埠办事处也相继撤回。1939年正月十七，因看夜人员入睡，炉火过旺，引起火灾。厂房、机器、零件全部毁于火灾。损失巨大，幸无人员伤亡。衡耀庭和工人们在废墟中重建工厂，仅用半年时间便恢复了生产。

1941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国外商人借石油紧张之机，断绝煤油，工厂被迫停产。衡耀庭又组织技术人员研制用植物油作燃料的桅灯，几经试验，获得成功。投产后，立即畅销。因为该产品是民众所需，工厂规模迅速扩大。日本侵略军为加强对敌占区的封锁，将桅灯列为军用品，进行控制。衡耀庭对其子衡敬儒说：“誓死不能当亡国奴。我们不生产看他们怎么办。”遂将企业停产。

该厂停产后，工人失业，很多家庭陷入困境。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衡耀庭一面组织工人风麻袋片，一面四处奔波，转遍了大小市场，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一次，衡耀庭的长子衡敬如去北京，发现日本人使用的铝饭盒轻便、耐用，受到启发。回来后，跟父亲一讲，马上得到他的支持。他们先用马口铁试制了一批饭盒，投入市场后，特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于是决定转产。正巧有一家轧铝片厂倒闭，衡耀庭立即将他的设备买来，投入生产。又从上海购进一套轧片机，进行改造后也投入使用。随后，又收购废旧铝品，自己熔化铸版，轧制成片，再改制加工，开始批量生产铝饭盒。这一探索使三合成的生产又重新兴旺起来。前来订货的厂家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为防止停电，又购进了一台美军用的发电机，还用旧汽车头解决电源不足的问题。三合成成为华北地区第一家生产铝制品的企业。厂区面积扩展到6万平方米，产品花色品种不断增加，锅、碗、盆、壶不断推出，并专门为少数民族加工生产水舀、酥油壶等。他们将铝产品注册为“新生”牌，寓意中国人自己能够制造铝制品，是国家之新生，同时也使企业获得新生。该商标由衡敬儒设计，使用至今。

衡耀庭从小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民之饥苦。办厂后，他首先把困难乡亲招进自己厂内。一个工人家里有重病人，衡耀庭给他出全部路费。有个工人积劳成疾吐了血，在家养病一年多，衡耀庭给他照开工资，分文不少，直到他重新上班。对企业盈利，一般厂家都是按“四、六”分成，即厂长拿六成，工人工资占四成。而衡耀庭则按“倒四、六”分成，即厂长拿四成，工人工资占六成。他还出资为家乡建小学、修路，为下浦口渡口出资买船。乡人为其送匾“轻财重义”。

1943年，著名画家蒋兆和曾深入三条石写生，慕名到衡耀庭家，并为其夫妇画像，予以彰显。该画像成为国家之珍品。这一时期，蒋兆和还住在三合成厂内宿舍体验生活，以附近的一些群众为素材，创作出他的著名绘画作品《流民图》。

新中国成立后，衡耀庭真正看到了国家的新生，激情满怀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努力把衡敬儒培养成为企业管理的优秀人才。三合成铝品厂发展到职工400余人，车床设备100多台。1952年12月1日，已经68岁的衡耀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三合成桅灯厂更名为“天津市公私合营铝品厂”，设备更新，全部产品由中国百货公司包销。衡耀庭激动地对子女说：“你们赶上了好社会。我把买卖给了共产党算是对了！”

1957年，有的人认为桅灯使用已经过时，跟不上时代要求，应该用电灯代替。因此消减了生产计划。结果，到了汛期，南方防汛抗洪需要大批桅灯，却造成货源奇缺。百货公司领导带队敲锣打鼓上门赔礼道歉，要求赶制桅灯。

衡耀庭从事企业生产50年，一心干事业，无论挣多少钱，从不乱画，不讲吃喝玩乐，不赌博，不逛妓院，不进娱乐场所。有时为了应酬请客，也是带着随从人员同去，吃完饭、办完事就走。

衡耀庭有子女5 人，除长子衡敬儒留厂外，不准其他子女给政府找任何麻烦。他为人宽容，心胸豁达。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虽然受到冲击，但始终保持平和心态。

1971年12月谢世，享年87 岁。

党员的好榜样  居民的贴心人

——记普康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张伟

                                     胡曰钢

普康里，位于北辰区新宜白大道，是天津市首批廉租廉售房小区。住在这里的1254户居民，都是具有享受廉租房资格的困难户，其中以低保为生活来源的孤老、单亲、残疾、双失业户占到29.5%。然而，在这个以弱势群体为主小区里，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贫民区的喧嚣、混杂和脏乱差现象，而是充满了亲切、温馨、祥和的气氛，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一位好带头人。她就是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负责人张伟，被群众称为“党员的好榜样，居民的贴心人。”

用真干凝聚人心

群众看党员，不是看他讲的什么，而是看他做的什么。

                                  ——张  伟

普康里社区党支部属于第二批先进性教育单位，共有34名党员。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支部书记张伟根据上级党委的安排，认真组织好社区党员的学习活动。对有病或外出不能参加学习的同志，张伟都及时走访，通知他们自学，按时递交心得体会。张伟认为，群众看党员，不是看他讲的什么，而是看他做的什么。学习的效果如何，觉悟是否提高，不是体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上。因此，她把党性教育和履行党员义务结合起来，开展了党员服务社区活动。

贫困区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环境卫生差，而环境卫生最能代表着小区整体的精神面貌。于是，张伟就号召社区党员带头，组织防控队员，居委会人员、物业公司人员进行义务劳动。经过几次大清整，清除了所有的脏乱差死角。看到小区环境的变化，居民交口称赞。党支部和居委会也在广大居民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普康里社区和田园社区交口处有一道被汽车碾轧的大沟，每次下雨都要积很多水。这是社区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过往群众总是怨声一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张伟以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在宣传栏贴出通知，发动党员带头，进行义务修路。在社区党员的带动下，居委会、社区防控队、小区物业人员等40多名同志参加了这次劳动。有的居民放弃了自己的生意不做也来参战，聋哑人周九丽双脚站在泥水里拼命干活。年过七旬 的王大爷蹬着自家的三轮车，不停地运土。大家一直干到下午4点半，一个深半米、宽6米、长10米的大水沟终于被填平了。居民们每当走到这里都说“我们小区居委会、社区党员就是好，真正是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党支部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很多居民到居委会表态说：“你们有事忙不过来，我们帮你们干。”老百姓的认可，使社区党员们自觉为民服务的信念更强了。路上的一些小坑，不知道是谁悄悄地用石籽填平。经过观察，发现是社区的一名党员每天下班后，在途中拣回一小袋石籽倒在坑中。用了半个月时间，他把所有的小坑都填平了。这名党员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张伟，也增强了张伟做好工作的信心。不久，张伟又组织大家对小区里的一片洼地进行修整，又有更多的人参加了劳动。大家从红桥区芥园路拆迁的地方拾回碎砖头，将洼地填平、墁好。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成了“为民服务的好带头人”。居民们说：“普康里社区党支部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张伟是我们的好带头人。有这样好的带头人，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难关。”

每月18日是社区党员活动日，每到这天，不用催叫，党员们早早都来到活动室，参加组织生活，学习党中央新的理论、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外大事，为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提建议。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出谋划策，纷纷表态说：一定要把咱们的小区管理建设好。无论社区党支部号召干什么，我们都要支持，积极参加，以身作则。党员们为小区义务巡逻、卫生清扫，参加爱心募捐等，在各项活动中都起到了表率作用。群众说：“普康里社区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

用真心帮助群众

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就是再忙也要解决。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张  伟

张伟把普康里社区视为一个大家庭，无论谁家有事，她都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去尽力帮助，决不让一户人家过不去。居民董春和一家主要靠低保维持生活，爱人又因病重住院，生命垂危。张伟赶到医院，望着雪上加霜的一家人，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回到社区后，她立即组织了“爱心募捐”活动，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收到43户居民的捐款613元。虽然数额不算多，但这都困难家庭献出的一片爱心，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他直接去找院长，说明这位病人家庭多么困难，这笔钱来的多么不易，要求想尽办法为病人医治。院长被深深感动了，亲自为这位病人下药医治，终于使病人痊愈出院。北辰电视台为这件事进行了专题采访，当晚就以“难中难，爱中爱，和谐社区温暖在”为题进行了播报。

社区内有一位付大爷，患有半身不遂，以低保为生。老人性格孤僻，从未露过笑脸。他的儿子靠干临时工挣点钱，时有时无，生活很是困难。张伟和社区党员孙大爷、刘大娘共同登门拜访，为大爷捐款，购买了搞卫生的用具用品，又带领居委会同志给他家做卫生。张伟还从家里拿来了被子、枕头、枕巾等物品送给付大爷。经过大家的紧张忙碌，屋里彻底变了样。大爷感动得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2005年元旦晚上，张伟亲自包好饺子给他家送过去，老人激动地说：“这是我来普康里三年来第二次吃上饺子。”张伟说：“三十晚上我还给您送饺子，还要多放虾仁。”大爷听了以后，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留下了热泪。一次，付大爷丢失了低保费的存折，张伟替他挂失并补办了手续，他干脆把存折交给张伟，让张伟每月替他领取。有时他的低保费花不到月底，张伟就把自己的钱借给大爷。居委会的人员无论多忙，只要付大爷家有事，他们随叫随到。社区党员刘大娘经常到他家去看望，帮助干这干那，他就把自己家的钥匙交给刘大娘。在真心的感化下，付大爷激动地说：“还是党员好，你们这些人没有看不起我，丢弃我，是你们把我改变过来的。”

张伟用真心关爱着每一户需要关爱的人，她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群众，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有事找张伟”成了小区居民的开心锁、化解丹。夫妻吵架、法院打官司、居民写信等等，就连脖子上贴膏药、家里闹耗子都要找张伟帮助解决。居委会里整天车水马龙，有事的来找，没事的也来找，哪怕是跟她聊聊天，也觉得心里头畅快。张伟说，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就是再忙也要解决。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用真情传送温暖

我是一名党员，是廉售房受益者。我从单位人变为社区人，我要尽我得所能为社区百姓献出一份爱心。

——张  伟

普康里小区，是天津市的德政工程，是为解决贫困户居住困难而建设的小区。张伟也居住在这个小区，本身就是困难户。她深知这些居民的困难，更感谢党和政府对困难户的关怀。作为普康里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社区党支部书记，她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她说：“我是一名党员，是廉售房受益者。我从单位人变为社区人，我要尽我得所能为社区百姓献出一份爱心。”党的温暖就是靠这样的党员传送给群众，党的威信也就是靠这样的党员在群众中树立。

由平房搬进楼房，居室好了，邻里交往却少了，有的共居一楼数年甚至都不知道姓什么。为了创造机会，让居民相互了解、沟通，居委会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并成立了两支晨练队，参加天津市第二届老年文化艺术节舞蹈服饰比赛和普东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文艺晚会，演出《乾隆扇》等节目。街道为入选节目队拨奖了1000元，张伟分出500元给了未入选的另一个队，并且将这笔钱全部用于添置服装、设备。他们每天就在院里练习节目，不但扩大了影响，也让群众明白，这笔钱花得值得，看得清楚。张伟认为，要让群众信服你，就必须做出让人可信的事；要让群众不参加不正当的活动，就必须多搞正当的活动。通过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鼓舞人心、凝聚力量，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使社区充满了勃勃生机。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张伟经常利用饭后乘凉、散步的机会和居民聊天、拉家常，讲些小区里发生的事情。居民把居委会当成了自己的家，每天人来人往不断，有什么事都要到那里念叨，整个小区内充满着邻里关爱、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氛围。

用真管维护安定

小区秩序靠大家共同维护，和谐社会靠大家共同构建。

——张  伟

为了维护社区的安全稳定，做好社区防范，居委会同物业部门、业主委员会、片警、社区防控队、各楼楼长、小区治安维护志愿者加强协作，相互配合，形成了紧密的民防网。

张伟要求居委会人员工作时间必须佩带袖标，让群众有事随时能看到你、找到你，出现各种问题能够及时沟通解决。在居委会的带动下，小区居民的安全警惕性普遍提高，敢于同各种不良行为做斗争。只要发现有在社区内进楼粘贴小广告的，随时都会有人上前制止。今年4月份，有3个人进入一户家里检查煤气安全，说是煤气灶漏气，让户主花了200多元换了一个灶。这个户主后来觉得不太对头，就报告给居委会。张伟立即给煤气公司打电话核实，得知这三人是骗子，就组织大家在小区内广泛宣传，提醒居民提高警惕。过了几天，这三人再次行骗时，被居民和物业当场抓获，送到派出所。一天凌晨3点半左右，一户居民在楼上发现有人偷自行车，立即报警并呼喊群众抓贼。民警、居委会、防控队人员和一些群众赶来，在小区内搜捕了5个多小时，虽然没有抓住小偷，但是已被撬开的8辆自行车都保住了，而且以后没有再发生丢车事故。5月22日的《每日新报》还专门报道了这件事情。

春节期间，张伟又组织居委会人员、社区党员、社区防控队员进行了半个月的夜间巡逻，为了社区的祥和，为了居民的安宁，他们毫无怨言，虽苦犹荣。除夕晚上10点以后，居委会和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分布在各个点防范，以免发生火灾等意外事故。居民看到他们不辞辛苦维护社区治安，深受感动，没有一户在阳台上或违反规定的地界放炮。

在平凡的岗位上，张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群众把她认作自己的亲人、贴心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三个代表”，构建社区和谐，树立了先进共产党员的形象。

2005年9月

                                                                                                                                                      古  金

胡毓枫（1900—1940），字汉培，天津市北辰区李嘴村人。1917年入南开中学，在“五四运动”中，曾追随周恩来、马骏等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入唐山交通大学、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毕业后从事律师职业，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密切，宣传抗日救亡。曾不畏强暴，担任控诉律师公会会长李洪岳之原告辩护人。1940年冬遭暗害。

    胡毓枫祖居北运河畔北仓村。其祖父胡德为小商贩，清中叶迁居李家嘴村。胡德的次子胡书元忠厚、勤奋，少年时为徽商孟某看中，被携赴京学商。经十余年历练，胡书元成为清末京城小有名气的商人。逐年盈余，在李家嘴购置田产10余顷，娶妻后，生二子一女。

民国初年，孟某年老病危，为了却心愿，临终将自己独生女儿托嫁给书元作二房，并要其在京居住。胡书元的次子胡毓枫自幼聪颖好学，胡书元在京无暇关照，便商请王秦庄黄金祥接纳胡毓枫到其家馆附读。

黄金祥为津北名绅，思想开明，德善乡里，颇受村民拥戴。其家馆聘有杨村名士穆镜洲先生任教。穆先生学识渊博，正直重义，经3年精心相教，培养黄金祥之子黄宝书、王秦庄人曹子唐和胡毓枫于1917年同时考入南开中学。穆先生还自荐为媒，将黄金祥的长女黄淑兰介绍给胡毓枫为姻缘，经双方家长同意定亲。

胡毓枫入南开中学后，从农村进入城市，眼界开阔，思想激进，不但修业刻苦，还积极参加学校的篮球队、话剧团、音乐队、辩论会、演说会、自励学习会、敬业乐群会等活动，成为同学中的活跃分子，被选为班委。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内惩国贼，外抗强权”，遭到北洋政府镇压。天津学生积极声援北京学生，胡毓枫与黄宝书参加天津学生联合会，追随周恩来、马骏等，组织同学罢课、集会、游行、上街演讲，号召工人罢工和抵制日货。6月6日，各校学生齐集南开，准备出发演讲，遭军警阻拦。9日，胡毓枫和黄宝书等又到北马路、大胡同一带演讲，遂到天津商会请愿，要求罢市。此后，胡毓枫又召集同学到其表亲颐中烟草公司工人姚某家开会，研究活动计划，印刷传单和内部学刊。假日期间组织同学到津北王庄、双口和武清县渔坝口、汊沽港等地宣讲时事救国，唤起村民觉悟。

1920年1月23日晚上，学生联合会的调查员发现东门里一个店铺售卖日货，对其进行阻止时，该铺掌柜招来3名日本人毒殴学生。24日，学生们到北马路天津总商会门前呼吁，准备将奸商游街。警厅派出巡警到现场殴打学生和围观群众，并将奸商劫走。学生继而追至警察厅，要求厅长出见，数十人受到警察殴打，6名学生被拘。各界联合会代表赴省长公署请愿，又有12人被抓捕。29日下午，天津学生联合会举行大规模游行请愿活动。两点钟，中西女校、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南开中学、北洋大学等各校学生五六千人在东马路集合，散发传单，进行讲演：要求“省长代电中央，驳回日本通牒”；“取消中日军事和约”；“要求释放被拘代表”。周恩来对参加请愿的学生讲道：“今日请愿，我学生固报极大牺牲，然亦须听指挥命令，请各校维持秩序。”

学生联合会将请愿学生分为18个支队，胡毓枫负责第一支队，重点组织中西女校学生，领喊口号等。下午3时，游行队伍列队由东马路出发，经大胡同进入省政府东辕门大院，无人阻拦。但其它各门紧闭，学生伫立外院内，要求谒见生长。突然，由西辕门冲入卫队，全副武装，枪上刺刀，荷枪实弹，由军官挥刀指挥，驱逐学生。学生欲退出辕门，又迎面遇上卫队拦截。此时，正中头门打开，也冲出卫队，三面夹攻，枪托刺刀向学生横击直刺，拳殴足踢。由于女生多在外围，首先受到殴打。胡毓枫一面大喊：“学生无罪！”，一面用身体阻挡警察，以保护受伤女生。突然头部受到枪托重击，鲜血涌出，昏倒在地。警察在他身上乱踢乱踹。其他学生急喊：“打死人啦！”这时，学生已被打倒一片，有的头破血流、腰折腿断，有的眼部受伤头项被穿透，有的膀臂手腕被击脱节。全场风云惨黯，哭声震天。省署刘参谋长、董副官长出面，让学生选三四位代表。周恩来、于兰渚、郭龙真、张茗名等四名代表进去后，立即被拘捕。数百名受伤学生由南开红十字会送各医院，其中受重伤者50余名，住大仁医院医治。

《益事报》记者莅场亲见，于1月30日，将该事件给予详细披露，声称这次事件为“五四运动以后空前未有之惨状。”记者介绍当时情景：“卫兵如临大敌，学生赤手空拳，一片凄惨之状。头破者、呕血者、晕绝者、穿透头项者、刺破眼球者、腰折腿断者六十余人，血肉横飞，惨不忍言。奄奄一息、存亡未卜者轻伤八百余人，受重伤者五十余名。”该报将受重伤学生姓名和所在学校一一列出。胡毓枫因其伤势过重，昏迷不醒，记者只打听到其姓名，不知其所在学校。《益世报》上仅列有其姓名，未注明所在学校。

1920年6月5日，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也记载了这次事件时的全过程。

事后，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社会坚持抵制日货，严惩奸吏，释放被拘代表。胡毓枫伤愈后继续参加学生联合会活动，奔走、呼吁、演说，决心冀以牺牲感动国人。天津学生的行动，得到北京、上海等地学生的声援与响应，军政府司法部长吴山氏、军阀吴佩孚发电慰问被欧学生。省长曹锐奉中央电令，释放被拘代表。

1921年，胡毓枫于南开中学毕业。按当时学制为中学四年，毕业后须考入大学预科再学二年，然后方可转入本科。胡毓枫以优异成绩直接考入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系本科。学习之余，仍不断参与学生爱国运动，与各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联系不断。此时，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毕业的学生多数已找到工作，唯邓颖超的同班同学金颖超年纪小，未找到适宜工作，邓颖超便托胡毓枫设法帮助。时值黄金祥之家馆穆敬洲先生因病请辞已两个多月，急于物色教师人选，胡毓枫即向黄金祥建议聘金颖超开办女学馆。黄金祥平素受胡毓枫影响，了解一些时事，思想开化，遂应允，并将宅院西侧厨房挪出，改建成3间房的大教室，让其亲友入馆学习。

金颖超与黄家女儿同吃同住，关系融洽。她不断向姐妹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动员她们带头放足。黄家女儿、侄女、儿媳积极响应，邻村女孩纷纷效仿，带动津北妇女放足，开风气之先。

金颖超在黄家任教3年，因与五四运动重要组织者之一、南仓人李散人结婚，辞去工作，定居北京。新中国成立后，金颖超被聘任为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直至“文化大革命”后，黄家后代仍与金先生来往不断。

胡毓枫在唐山学习因交通地悖不便，听从同学好友建议，于1922年转入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当时正是直奉战后，政局不稳，一些官兵趁派系混乱掳掠。胡书元在京受诬陷被抄家，远避石家庄度过余生。他在李家嘴的家产就此分家，各自西东。胡毓枫与母亲分得一个宅院和田产300余亩，听从黄金祥意见，将房产转让给四叔，迁居王秦庄。

1922年冬,胡毓枫与黄淑兰结婚，翌年生子。1924年春，其子因种痘感染，臂部溃疡，经人指点到法国租界马大夫医院诊治。为照看孩子，胡毓枫辍学，与妻子在医院附近旅馆“佛照楼”租住。

佛照楼建于1880年，是当时天津最为有名的旅馆之一， 也是革命志士经常聚会联络的场所。1894年6月，孙中山第一次来津曾在此居住；1919年3月，毛泽东送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时，也曾居于此处。后来成为顺直省委秘密接头的地点，周恩来曾在此主持召开中共顺直省委会议。

胡毓枫为给孩子治病，在此居住四个多月，耗费大洋2万余元，卖出田产200余亩。

1925年春，胡毓枫到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申请复学，因离校时间较久，难以穿插，校方开具证明，劝转其它学校就学。

1927年，胡毓枫在“以法救国，伸张正义”的思想影响下，考入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专业。1929年，该校改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法商学院是培植革命种子的一块园地，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毕业于该校，中共天津地下党特科成员杨秀峰任院长秘书兼政治系教授，中共北方局特科天津负责人南汉宸和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温健公、何松亭、闻久之、连以农等都曾在该院任教，成为天津大中学校的一面革命旗帜。胡毓枫在该校学习期间，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影响，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密切。1931年胡毓枫毕业，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他积极参加“天津各学校救国联合会”活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经常到津北各校和双口、渔坝口一带宣传、演讲，号召“每一个爱国青年站起来，为五千年历史的祖国而战”，“唤醒已死的国魂，向自由与正义前进”。

胡毓枫毕业后，报送南京司法行政部甄别铨叙合格，发给律师证书，并于1932年10月加入天津律师公会，在法租界竹远里租楼房开设律师事务所，并携家眷子女同住。当时，人们对民国法律尚无较深认识，不知道律师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是认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对司法内部弊病深有恐惧，往往抱有“屈死别告状”思想。特别是住在租界里的律师，更使人生畏。加之胡毓枫是新律师，名气小、资历浅，终年无人问津。后来他又搬到特别二区（原奥国租界）东天仙附近义利公司致远里楼房，但还是把很大精力放在社会活动中，事务所仍是坐吃山空。两三年后，胡毓枫的不少同学当了高级职员，而还是靠消耗祖产维持。

1934年，经朋友劝说，胡毓枫将律师事务所迁至河北三马路法院北侧的同春里。但他仍经常与法商学院校友和进步青年接头，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在经济上依然于事无补。1934年冬，妻子病重，于1935年春病故。这样前后折腾，将分家所遗消耗殆尽。

其长子考入木斋小学，三个女儿由黄家抚养。胡毓枫再次将事务所搬家到河北三马路南头、天津市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门前的两进门脸房。当时社会上不少人没打过官司，不了解司法手续和有关事宜，多是先到法院门前打探。很多无执照的黑律师和退职法吏、法警等便借机在附近招揽生意，搞中介服务，以代办手续收取酬金。由于黑律师写的诉状必须经正式律师盖章具名，法院才能接受审理，否则法院拒收。因此胡毓枫在那里就显得比较引人注目。他熟悉律法，文理通畅，书法秀整，辩护严谨，再加上为人正直和善，成为法院门口的少见人才，为多数人所宾服。一些家庭纠纷、民间债务、刑事事故等事件，多有人请他代笔或代理诉讼。

1937年春节刚过，一位身着灰色长衫，身材修长，40多岁的中年男子到胡毓枫律师事务所探讨案情。他自称名叫李仰白，去年曾控告过律师公会会长李洪岳诈财。但是由于刑事案件必须先向检察官申诉，经同意后，向地方法院提起公诉，始能成立，因此该案未予起诉。而今他想再次向地院直接申诉，而律师公会副会长朱道孔则代理李洪岳反诉其“诬告并伪造文书诽谤”。世人皆知李洪岳之势力，对这个律师把头、黑社会头子无人敢惹。李仰白已托过数人，无人敢接此案。经打听，知胡毓枫敢于仗义直言，方慕名上门，请求代理此案。由于他心里没底，先对胡毓枫说：“我有些口才，可以自行辩护，当厅对质。但必须通过律师才能查阅到法院档案，因此请您帮助，准备材料证据，以便对答。”胡毓枫说：“作为律师，不管谁来，都要依法办事。如同意，公费50元，现在就签字立委托书。”李仰白说：“作为律师公会会员，敢为告会长的人直言，实在令人佩服。别说50元，我找别人，出300元他们都不敢受理。”胡毓枫说：“当律师必须伸张正义。不过此案涉及高官和法律界名人，再加上当今国内混乱，国际关系紧张，恐难打赢。”李仰白听了胡毓枫这几句话，觉得找到了知己，便说：“我知道难打赢这场官司，我只是想造造声势，应该坚持正义。我本名士诚，改名‘仰白’，就是希望世间正义清白。如果您能到场相助，可避免我言语失误，又可壮威。”胡毓枫说：“我会尽力相助，但要改变社会风气，光靠你我解决不了，根本在于唤起民众。”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挑起战争，战事开始扩大。天津法院于一周后召开两李互诉合议庭，双方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全部出庭。首先由李洪岳的代理律师朱道孔申诉，状告李仰白旧事重提，证据不确，显系诬告。李仰白文质彬彬，据理雄辩，话语锋利，令人信服。胡毓枫沉着述说：“当前国事危急，社会风气恶劣。双方所提证件、证词俱在卷中，请法庭公正判断。”李洪岳身着罗纺大褂，面黑粗胖，手执折扇在公案上杵敲，根本没把法庭和众人放在眼里。场内听众皆知李洪岳之势力，都认为李仰白官司打不赢。但在7月22日，法庭宣判，“李仰白控诉李洪岳一案，因案情复杂，牵扯颇多，自诉和反诉双方均无罪。各项自诉、反诉不受理，民事要求驳回。”

    胡毓枫住在三马路同春里，一面继续经营律师业务，一方面借其职业为掩护，宣传抗日。并常在滨江道交通旅馆下过蓝牌电车站附近

开会，到南市一家大烟馆秘密接头。在法租界爱华里、南市广益大街上权仙电影院一带散发传单，组织法商学院校友和一些爱国人士到津北王庄、双口、渔坝口等地宣传抗日救亡。

1940年12月,胡毓枫受邀到饭馆吃饭,被人暗中投毒,回到事务所，未及进门,倒在街上，全身紫黑，七窍出血而亡,年仅40岁。平素好友获悉，急告其家人。并捐钱购置棺木，料理丧事。因其妻已故，其子年仅13岁，无处追查凶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解放军杨成武部攻打天津西站时，路经王秦庄，有位部队首长曾到黄家打听胡毓枫情况。因黄家大部分人逃到市区，仅十几岁的黄祖义在家。他对大姑父的情况并不了解，只知胡毓枫已于1940 年故去，儿子在唐山工作，女儿已随姥姥在市内逃反。部队行军匆匆，未及详谈。

解放后，中央组织部和河北省委书记吴砚农曾派人到王秦庄找询胡毓枫下落，均无所获。王秦庄有村民曾在曹子唐之子曹承翰家中见过胡毓枫和同学们毕业时的同学录，上面有跟周恩来合影的照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将同学录遗失，至今查无下落。

      曹克忠（1826—1896），字荩臣，乳名二领，北仓镇刘园村人，人称“曹大帅”，晚清著名将领之一。咸丰五年（1855）投清军，曾受命于清廷，追剿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军，转战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历任把总、千总、守备，后为甘肃、兰州提督及广东水师提督等职。克忠骁勇善战，屡受嘉奖，从咸丰五年至同治四年（1865）的10年间，几乎每年晋升一次。清史立传曰：“克忠身经百战未曾一挫”。

                                                                             穷困潦倒

      清道光五年（1826），曹克忠生于北运河畔右岸刘园村一赵姓人家。因家贫，无力抚养，四岁时过继给舅父、王秦庄曹清顺为子，随舅姓曹。清顺本无儿女，以捕鱼为业，嗜赌博。克忠稍大即跟养父在北运河捕鱼，闲时随养父出入赌场，为赌徒购食沏茶或亲试小赌，亦渐染成癖。曹清顺与同村黄文泰邻船，同以打鱼为生，相互照应，关系甚好。清顺赌输后常向文泰借钱生活，克忠饥饿时也常到黄家船上就食。

道光十二年（1832），沧州泥沽屯拳师王大友落户王秦庄。王大友出身少林，武功超群，青少年们纷纷拜王为师，遂在村中组织起众英少林会，后改名众婴少练会。克忠也经常到少练会习武，10余年后，武功非凡，平常四五人近身不得。在王师傅教诲下，克忠也学得一些武林道义和不淫、不盗、不妄杀之规。

曹克忠20岁时，养父病故，他将渔船也输光，养母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克忠只好到文泰船上帮忙。但靠打鱼难以维持生活，克忠又以“打八叉”(干杂活)谋生，以至流落津城沿街乞讨。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北伐,直逼天津，清廷震动。黄文泰见曹克忠正值当年，又有武艺在身，便劝其投军报效国家。时逢湖北按察使李孟群在直隶省青县马场一带招兵，克忠遂去投奔。

                                                                         累创战功

曹克忠投军后，以武功、胆识服众。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克忠随官军追剿太平军，攻汉阳为掌旗官，领百人奋勇先登，克汉阳，授予把总，赏戴蓝翎。

咸丰七年（1857）六月，连攻小池口，与数千太平军抗拒，仅一战，克忠即将其攻破。随后，明攻独山镇，暗绕山南，夜袭枫家坳，使太平军营阵乱，被歼3000余人。又乘胜攻独山镇。月色中，见镇四周有深濠，并钉有木桩、竹签，不宜进攻，便分散队伍，设下埋伏，以轻骑诱太平军出动。待太平军至，克忠以劲骑冲击，又分兵潜攻，越濠纵火。太平军溃奔，克忠率部追杀至天亮，杀戮5000余人，生擒数百。

太平军占据黄梅，连营百里。清军前去征剿，屡挫。克忠随多隆阿攻黄梅十里铺，插入西路，平堡垒百余座，克黄梅，追至宿松城下。太平军弃宿松城，撤至太湖。多隆阿以福州副都统记名，克忠升千总加守备衔。八年春，受赏换花翎。

咸丰九年（1859）春，克忠随多隆阿进逼太湖，初战中太平军埋伏，颇有伤亡，克忠亦负伤。八月，攻石牌。石牌为安庆要冲，太平军据山阻水，拥重兵把守。克忠进攻上石牌，鲍超进攻下石牌，同时并下。克忠带伤率队过护城河，从东门爬上城墙。太平军惊窜，清军马步兵截杀，太平军落水者6000余人，仅数十骑逃入安庆。多隆阿授福州副都统，克忠官补直隶杜胜营都司。湖广总督官文奏请留营“剿贼”，晋升“游击”衔。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长江上游的武昌、九江、安庆成为保卫天京的三大据点。但由于太平天国将领内讧，武昌失守，九江又陷，只剩安庆最后一道屏障。安庆扼守江淮之吭、吴楚之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保住安庆就是保住江南江北产粮区，保住天京的生命线。安庆由太平军将领叶芸来率众将士固守，清军屡攻屡败。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荃率湘军赴集贤关，并将安庆团团围住。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积极倡议救援。

陈玉成，广西藤县人，14岁参加金田起义。天京内乱后，东、北、燕三王都被杀死，翼王石达开出走，玉成成为当时太平军第一将领，曾攻破浦口清军营盘50多座，打死湖北提督周天培，歼灭曾国藩部李绪宾全军，生擒安徽巡抚李孟群，被天王封为英王。

咸丰十年七月，多隆阿率军进逼桐城，曹克忠管带忠字营，募500名壮勇昼夜环攻，掘隧道轰之，未克。陈玉成集捻军自舒城来援。多隆阿部万余人分兵三路,围裹陈玉成部，以伏兵横截，骤起强攻。克忠率先冲陷太平军阵，沿山兜击，延烧大小营垒百余座，尽皆平毁。太平军前后受敌，夺路狂窜。克忠连夜追剿，截杀未逸者尽数歼之。守城太平军闻败宵遁，清军伏兵四起，即日克复太湖，又乘胜追至潜山城下，亦克之。太平军败回桐城，增垒为固。是役时称奇捷，连克潜山、太湖，推多隆阿首功，诏加头品顶戴，克忠被荐擢参将，赏悍勇巴图鲁名号。十月，克忠于挂车河与太平军陈玉成部隔河而阵，连战败之。又以马队抄袭，太平军大败，遂克桐城、宿松诸城，晋副将。

咸丰十一年（1861）春，陈玉成趋安庆，经挂车河，大张声势，耀兵而过。多隆阿曰，此是借道，不欲战也。于是，设伏山隘，令其过，呼噪勿击，而以轻骑蹑之，斩馘甚众（以割下战俘的左耳作为报功计算的人数）。玉成在集贤关筑垒，逼近围安庆城的曾国荃部湘军，与清军在安庆城外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太平军将领洪仁玕也发兵援助陈玉成和叶芸来，以解安庆之围。克忠则率军向练潭和横山猛扑，以三营步兵迎面接战，五营步兵从侧面攻击，以马队绕到后面攻击。多隆阿分路设伏，扼守挂车河左右，往来冲击伏发四面夹攻，歼毙八九千，追剿五战皆捷，太平军仍退桐城。安庆之援遂绝，陈玉成见洪仁玕援军受阻，知安庆解围不易。

五月六日，黄文金、洪仁玕、林绍章、吴如孝等率太平军再次增援桐城，在新安渡、挂车河又被多隆阿所败。洪仁玕援军一再失利，陈玉成去桐城，与洪仁玕会商，决定与洪仁玕进攻挂车河之敌。克忠事先得到情报，设下伏兵。二十四日，太平军发起进攻，3万援军自挂车河之棋盘岭连营10公里，多隆阿分五路进击，伏兵从后方冲出，太平军阵脚遂乱，伤亡甚众，不得不退回桐城。多隆阿率军攻桐城，在皖北设大营。曾国藩在皖南，南北夹击，围杀三小时之久。玉成失太湖、潜山两个县城，伤亡数千人,玉成救援安庆的努力失败。时天京被围，又催玉成回救，湘军曾国荃趁势进驻集贤关，开始围攻安庆。遂进军逼安庆，破城外九垒。城内屡出战，皆败。多隆阿退保宿松。次日，太平军趁大雾进犯，多隆阿趋劲骑陷阵，克忠率敢死兵士随之斫杀，鲍超军夹击，杀声震天，太平军惊溃，自相践踏，陈玉成精锐损失过半。

八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再次趋安庆，数次发动猛烈进攻，但城外太平军无法攻破湘军的包围圈。清水师截获援城粮食，城内粮绝，军心涣散。

九月五日，湘军于北城用炸药轰塌城墙，攻入城内。芸来率饿倒的将士奋起迎击，2万余人全部战死。安庆争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终失守。陈玉成受到革职处分，心烦意乱，孤军困守庐州，四面援绝。数日中，湘军连克宿松、黄梅，涌向庐州。多隆阿职抉正红旗蒙古都统、荆州将军。

十月初六，太平军林绍璋、洪成轩、吴如孝集二万人北上。克忠追至新安渡、天林庄等，五战五捷，诏以总兵交军机处存记。

同治元年（1862）春，新任荆州将军多隆阿会同袁甲三围攻庐州。曹克忠率军毁数栅，截太平军运道，将陈玉成派出求援人员及书信全部截获。太平军相率投诚，遣散千余人。陈玉成只剩残兵二三千人，饿已三日。只好放弃庐州，北走寿州，打算联络苗沛霖。但是苗早已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陈一入寿州，即被逮捕。六月四日，在河南延津处死，年仅26岁。玉成是杨、韦内讧后太平天国主要将领之一，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他的牺牲和庐州的失陷，使太平军在皖北的防务瓦解，使整个西线形势急转直下。玉成之死，使太平军失去一个杰出的统帅，也断绝了粮区，天京万不能久守，玉成死后两年，天京失陷。给克忠加以多骑都尉世职，赏提督衔。

                                                                               陕西平回

同治年间，清王朝为筹集浩繁的军费，加重协饷负担，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民众被迫“聚众抗官”。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西北陕甘等地回族人民爆发了武装起义。

陕西回族人口近百万，起义队伍达到20余万，起义烽火遍及八百里秦川。清政府政策：“反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 陕西各州县兴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同治元年（1862）五月，曹克忠寻命督办陕西军务，随多隆阿西征，移营陕西追剿捻军。六月，清廷派直隶总督成明率精兵入陕，进行镇压，但都被起义军所败。又派钦差大臣胜保进剿回民起义军，亦连连遭败，几乎全军覆没，被革职拿问，解京议罪，如律赐死。八月，捻军3万人捣商南，曹克忠绕道抄袭义军并乘胜追至西平，得旨下部优叙，赏提督衔。十一月，改授荆州将军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入陕“汇剿”,督办军务。多隆阿调来一批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大举进攻，以步步为垒、层梯移近的战术向东西两路义军进攻，义军被迫撤回西安，退至王阁村、羌白镇和仓头镇等据点。

同治二年正月，曹克忠随钦差多隆阿至同州，攻王阁村、羌白镇，未能奏效。克忠单身匹马至羌白镇义军营下招抚，义军请降。克忠查出有诈，会诸军突袭，夺羌白镇。乘胜围王阁村，又采取收买诱降的办法，使一部分上层分子变节，杀死义军首领任武，投降清军。克忠受赏三代一品封典。续清西路义军，以“提督记名”，授“河州镇总兵”。四月，移营进逼苍头镇，曹克忠赴西安护运道。五月,多隆阿积劳致病，将士亦多染疾。十月，多隆阿与克忠共同扼守咸阳，阻截义军西退。二十二日，清军分两路进攻。义军拼死抵御，伤亡甚众。凤翔、邠州分别被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和克忠部攻占。陕西回民斗争转入低潮。陕西回民起义后，甘肃回民奋起响应。

同治三年，清王朝将镇压重点转向甘肃义军。但是，统兵将领各自为政，意见分歧，并未使回族义军受到大的损失。三年春，在汉南周至之战中，多隆阿亲督攻城，忽中枪，卒于军。

同治四年正月，曹克忠向金积堡四周回民据点发起进攻，平萧何城及附近八堡。二月，驰援宁夏，先后克复雨亭寺、花花庙、马鹿镇、西骆谷、新口峪、黑水峪、焦家巷等地。三月，克盐茶厅城，优诏嘉奖；四月下同心城；闰五月攻萧何城、马定嘴、将台、隆德诸堡。六月，挟连捷之余威与援甘将军雷正绾径趋金积堡，屯强家沙窝。大批回民百姓遭到杀戮。义军发现清军缺乏粮食，义军不断袭扰清军，出营阻截粮草运道，并将沿途井泉、水窖填塞。积水咸涩，饮者立病，清军以秕糠为食，草根掘净不得一饱。克忠驱饿兵与义军交战，连克卡口八个、筑垒五个。义军环攻，因清主军将马化隆部万余遭侧翼围抄，主军败。克忠坐骑亦受伤,牵动退军20里，是克忠屈指可数败绩。时总督杨岳斌上书为其陈情，因前功得旨宽免。九月，授甘肃提督。时陶茂林、雷正绾军相继哗变，仅克忠一军与之相持。

时清军各部劲旅溃逃殆尽，唯克忠孤军与义军相峙，克莲化城。十月，解巩昌围，毁熟阳城、董家堡、鸳鸯嘴等义军10 余个据点，赏穿黄马褂。十一月，解秦州围，克盐关、高楼堡、罗家堡，上赐顶戴翎管、玉扳指和荷包，署理“兰州提督”。同治六年（1867），随左宗棠到西北围剿捻军和回民义军。

                                                                    整顿淮军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江南的清军大营相继被击溃，清廷对以往的正规军失去信赖，而以曾国藩湘军为首的地方势力逐渐取代了国军的地位。但由于安庆、桐城之围占去曾国藩全军的大半，为扩展势力，联合周边各省地的力量，曾国藩支持其幕友李鸿章于咸丰十一年正式创建了淮军，并将湘军二三营拨与李鸿章。至同治四年（1865），淮军由原来的6000余人增至5万余人，而且“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另外还有炮队4营，此时淮军成为清军精锐。李鸿章凭借淮军实力，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迅速加强。

淮军本是湘军别支，但由于内部支系庞杂，有的将领娇纵、暴戾恣肆、掳掠扰民、放诞不羁，甚至想自认门户。特别是攻克天京后，淮军大肆洗劫，名声大坠， 纪律难以维持良好。捻军进入直隶后，李鸿章令所部将帅北上堵剿，竟无一应者。朝廷连下八道上谕，严旨催促，责其应援不力，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淮军诸将感到事态严重，方应命北援，但刘铭传却假归。

曹克忠原属湘军旁支，与淮军无渊源关系。同治六年归入淮军，属铭军，官至总兵、提督。同治十年，曹克忠被诏赴陕西接统淮军刘铭传部。负责办理甘肃一带军务，许专折奏事。

刘铭传，安徽合肥人，办团练从官军。同治元年（1862）归李鸿章，编入淮军，号铭字营，即铭军。因剿太平军、捻军，于同治三年升任直隶提督，封一等男爵，成为淮军名将。其将略才识超群绝伦，但为人倨傲，内外亲疏严重，自恃有洋枪洋炮装备，目中无人。当时，克忠已洞悉清廷欲削弱皖人在淮军势力，接管后在做法上不断与刘铭传发生争执。十一年正月，克忠与刘发生口角，酿成铭军哗变，具疏入告。克忠以六百里军情急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求教。李鸿章建议任用铭军旧将刘盛藻接管淮军，并奏请清廷免去刘铭传在陕职务，并将刘铭传调回北京，顺利解决了在陕淮军问题。

曹克忠在湘军、淮军两系中，不参与派系争斗。按照李鸿章的原则，把握地方色彩，对淮军将士权衡任使，量加重用，不予歧视，体现了统帅的领导组织能力与融洽磨拭的功夫。克忠能服军心，处置有方，在淮军中没被挤垮，而成为近代史中少有将领。平息淮军后，于十一月奉旨赴兰州佐左宗棠，使西北自此稳定，成为“同治中兴”中一个主要力量。十二年六月，署甘肃提督。光绪元年（1875）,曹克忠生母病故，回乡奔丧。四年假期满，请求开缺，未准。又以病请求回乡调养，上谕“同意回籍疗养”。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将淮军调防津沽，担负拱卫京师的重任。由于淮军周盛传部在小站屯田劳苦，士兵哗变，李鸿章请朝廷另派大员整顿淮军。光绪六年，西太后召见曹克忠，对克忠格外赏识，认其义子，并赐黄马褂、尚方宝剑和一副眼镜为见面礼。克忠上奏：“淮军多在直隶拱卫首都，建议在津整顿，听从直隶总督调遣为宜。”西太后准奏，谕令曹克忠在津听李鸿章调遣，整顿淮军，又给克忠加上“钦差”二字，有事可直接上奏。李鸿章也乐得有不争权之人替自己解决淮军具体问题，所以在各方面对克忠给予支持。淮军主力营地大部驻于小站经营稻田，克忠便将行辕设在小站，既可整顿淮军，又可兼顾海防之利。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曹克忠顺利地解决了一些淮军中的老弱残疾人员，又补充增添了一些新生力量，将淮军原有的95个营缩减了15个。

光绪九年，中法（越）开战，奉命募集六营兵士防守海口。十年移驻沧州、山海关。六月授广东水师提督，监守海防，抗击外侮。广东水师共有兵船20多艘，其精锐兵船广甲、广乙、广丙三船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驶至北洋，参加海战，发挥了抗敌御倭的作用。广乙号在丰岛战役中奋勇作战，中炮多起，管带林国祥，下令凿沉，以免资敌。广甲号在黄海战役中被日舰击沉。广丙号在威海卫战役中被敌俘获。  

                                                                    故里修德

在数十年征战中，曹克忠终日兵戈，奔波不息，看出满清以汉人打汉人的意图，也对自己杀戮无数深感不安。尤其是钦差大臣胜保被赐死的事例，使克忠看清了满清的残忍、腐败，官场的重文轻武，多次请求开缺，未准。光绪十一年，曹克忠已年近六旬，再次请奏以病开缺。慈禧命赏食全奉，并赐福寿字及上方珍物。在家乡，尽力做些积德行善之事。修河堤、修关帝庙，办花会，凡乡民有求，皆出面调理，得到乡民尊戴。

津西北双口村，距津城35里，为津西北往来必经之路。因临近凤河，每遇水涝，道路梗阻。道光年间曾修建有木桥，后被冲毁。又改建石桥，永定河溢涨泛滥，凤河淤废，但水溢散漫，民多病涉。光绪八年，曹克忠与天津府知府万年丰同历河滨，相度形势，就旧河堤根另开新河以顺水性。克忠说：“凤河故有建桥之案，若河成桥废，如何通行？又见村东地势低洼，若建桥而不筑道，桥亦罔济。于是集村父老谋之。二人请之督相，拨银千两，阖村绅民亦捐集白银二百以襄事。庀材鸠工，大兴畚箕，时不逾月，桥道俱成。众谓之曰：祛患利行，为民上之事。修防剔治，为百世荡平之利。黎民百姓感恩戴德立汉白玉石碑为记，记载甘肃提督曹克忠和天津府知府万年丰主持双口村民开河、修桥、筑路的事迹。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交战，曹克忠受命办天津团练，统津胜营一万五千分驻各海口御倭。

曹克忠在安徽和西北先后结婚三次，长次俱无出，三太太系兰州女子，同治末年生一子，起名铁林，光绪十二年（1886）又生次子喜林。二十二年，克忠深感身体日衰，临终前，将其子托予原贴身武官、王秦庄黄金祥关照。十二月，克忠卒于他三姨太居住的刘园曹公馆，享年70岁。

曹克忠辞世后，黄金祥为其料理了丧事，将其葬于王秦庄以北六里的沙庄村北运河滩高亢处。当年西太后的赏赐黄马褂、尚方宝剑、鼻烟壶、眼镜等随葬。史馆立传，原籍和立功省份建祠。谥果肃，长子铁林袭荫。

在清代中后期满汉斗争严峻时期，克忠是少有的能获善终者。

 《王超诗书画展》分别于2005年5月和2006年3月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央美术学院展出。该画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画院、中国书法研究院、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世界教科文组织、李可染艺术基金会、李苦禅纪念馆、吴作人艺术基金会、中央美术学院校友会等联合举办，共展出王超的诗文书画作品300余幅。

观看王超诗书画展，不禁使人想起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王超先生以画名世，又堪称书法大家，并且其书法全部是自己的诗文之作，这在当代实为罕见。其作品集诗文书画一体，胸容天地，大气磅礴，意境深远，寓意深刻，观书可知其品，见画如见其人，的确令人惊叹、折服。

王超，原名王继超，天津市北辰区北仓村人，1939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曾师从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吴作人等美术大师。现为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文学委员会副主席、世界教科文组织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李可染艺术基金会艺术委员、天津工艺美院教授、天津市北辰区第六届政协委员。

王超画作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书画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曾在天津、北京、武汉、青岛、烟台、沈阳、深圳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4次。其作品还在日本、韩国、丹麦、加拿大、前苏联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展出，曾获日本“中国美术展”荣誉奖，亦曾多次在国内获得金奖，“王超小传”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王超画作兼工人物、山水、花鸟，代表作有大象组画、寓言组画、牡丹组画、黄山松组画等。其作品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当代书法大观》、《中国近现代美术书法全集》等重要典籍，亦被中国美术馆及国内外很多收藏家所收藏。寓言画《酸哉不食也》被选入中学课本，《雄风图》曾被悬挂于天安门城楼大厅中央。             2004年，国家邮政及中国集邮总公司为“《中华魂》王超诗作书法”第一集发行邮票一套共16枚，是中国邮票史上首创有主题的诗作书法创作邮票。正如理论家所评：“王超是一位不断有惊人之举的书画大家”。

情寄丹青风骨存

千古运河，流淌不息，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北辰沃土，民间画乡，孕育出一大批享誉书界画坛的杰出人才，王超就是其中之一。

王超从小爱画。五岁时，一天晚上，看见母亲在纳鞋底、姐姐在织毛衣，就把当时的情景画了下来。家人见了，都说画得挺像，于是就开始注意培养他，使他学画的兴趣越来越浓。

1955年，王超考入青岛二中。二中的教导主任张大铎是徐悲鸿的弟子，美术教师陈寿荣是当时全国收藏界最有名的字号万印楼的传人，他们看重了王超的美术天赋，把他作为培养重点。从此，王超绘画更加勤奋刻苦，画艺迅速提高。195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美院，并当上班长。他经常随李可染先生外出写生，入李苦禅画室苦研，跟叶浅予先生学速写，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书画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

王超其画，以大写意为主要特点，雄浑壮阔，大气磅礴，寥寥数笔，就使生命跃然纸上。其势使人震撼，其意发人深思。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主席吴作人先生评价他的作品：“神兼二李，境透清奇”；二十世纪中国画界泰斗刘海粟先生评：“勇于创新”；中国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评“意匠惨淡经营中”；中国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评：“作画踏实，追求深刻，为人亦如其画之朴实”；中国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评：“艺贵有风格，真情流笔端”；中国人物画大师刘凌沧先生评：“天真情趣”；原中央工艺美院教授、中国文化名人尚爱松先生评：“吾知其异日必能大成”；著名美术史论家、原中央美院美术史系主任薛永年评：“写意山水，则丘壑壮伟，气象万千。风格是简约质朴，庄重丰厚”；著名美术史论家、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主编邵大箴评：“这是大美、内美”；原《美术》杂志副主编、炎黄美术馆副馆长李松评：“是画家的心象”；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主编杜哲森评“于简约中见博大，真淳中寓深沉，蓄方刚于圆润，藏大巧于朴拙”；画家范曾评：“老聃曰，‘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是谓天地之间至美博者，难可以形器求。汉娄寿碑浑朴典雅，其庶几矣。继超于艺事，发奋忘食，探幽测奥，虽颠蹶困顿，晏如也。其于书道能言忘意得，必矣。”

王超作画，重思想，重寓意。他画大象，是对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是对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精神的礼赞，是生命与自然适应和抗争的讴歌，蕴涵着天人合一，大道圆通，生命永恒的深邃情思和自然之理。他画的大象组画，以象群雄厚的力量和默默奉献的精神激励自己和人类本身。其中第一幅画题：《行行重行行》是组画的总命题，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困难，坚韧顽强，世世代代永远向前的精神；《热土难离》表现了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依恋之情。王超说：“我要表现的象群不是人类驯养的奴仆，而是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他在《大象自白》中题句：“大象信义仁厚，体魄壮伟，力大气雄，勤奋坚韧，可负重致远；敏于察纳，慧智通灵，是人类的好朋友，故为其造像。”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赞慕，也是自己心灵的展现和做人的信条。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王超气质、行动举止就像大象。因此，王超说的“画大象就是画我自己”，最为贴切不过。为此，他给大象题诗道：“头顶日月背负天，历尽磨难气浩然，大地江河淘千古，无冕之尊天地间。”

王超画寓言故事 ，是对生活哲理的深刻体味，使动物赋予人性，活灵活现，充满动感。如《酸哉不食也》用狐狸想吃葡萄又吃不到的画面，来比喻一种人心态，真是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连小孩子看了这幅画都非常喜欢；《言太甘者心必苦》是“狐狸和乌鸦的故事”思想意境的再次升华，成为“洋为中用”的典范，用极度夸张的漫画趣味使人们重新回忆起学童时期喜爱的生动课文，同时又加深了对人生哲理的感悟。李苦禅先生题：“伊索氏故事，信是国画题材，唯求笔意高雅，此画材应多写之。”《自知维艰》取材于民谚“老鸦落在猪身上——只知猪黑，不知己黑”，嘲讽那些缺乏自知之明又洋洋自得的盲目性。《哺乳深情未必知》用鸟类的哺乳之情教育人们应该孝敬父母，意在唤醒人的良知。

王超画牡丹，是对世像的写照，不仅是形似，而是在画人、画魂，运用色、形去言情、言志，展示心灵，成为畅叙怀抱，奋力求索，落在画幅上的人生乐章。他画的牡丹充满勃勃生机，给人以奋发向上的追求，显示了顽强抗争的精神和力量。他以画野生牡丹为主，用色彩展示花中之王的天生丽质，在平正中出新奇，富贵中兼野逸，雄浑而健美，格高而意丰。王超说：“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神态；心灵产生什么样的氛围和律动，就有和他相应的牡丹花，这就是我创作自家牡丹的源泉。”画家有什么样的追求就会画出什么样的牡丹画，王超画的牡丹“是丰富的热情奔放，是思想富有、精神充实的流溢。”“她是燃烧的火，是喷薄而出的太阳。”他画的蓝牡丹、绿牡丹，既有西洋画的造型，又是中国画的风格韵味，着色并不浓艳，却十分夺人眼目，可谓中西合璧，天人合一返朴归真。王超的其他作品，也都有着深刻的寓意，或奔放，或舒展，或典雅，或诙谐，追求自由，展示灵魂，给人以文气、正气、雅气、逸气。每一幅画作都赋有不同的含义，是连画家自己都不能重复的作品。

心凝翰墨底蕴深

书画同源，书法是绘画的必修课。王超幼秉家教，学书唐楷，后溯汉碑，求雄厚、博大、阳刚之美。在中央美院求学期间，曾随可染、苦禅二位大师学书，听著名书法家孙墨佛先生讲书谱，受吴玉如先生点拨，苦禅大师还替王超出资跟包于轨先生学书。包老嘱咐王超说：“我取你资质之厚，所以下这么大功夫加意培养，日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要放下手中的笔。”王超始终不忘恩师教诲，积数十年功力潜心研究，撰写了万言论著《兰亭初探》，对《兰亭序》进行了逐字解析和系统论述。薛永年先生评说：“王超探讨兰亭的可贵之处，我以为既有一反空疏为文的严肃治学态度，又是解剖刀那般的理性精神，他的这卷书稿很可能有助于论艺者学风的改善。”

王超先生遍临古今碑帖，领略古法，悟其道，就像他的论著一样精到，一丝不苟。临王羲之《兰亭序》畅达自如，得其神韵；临苏东坡《寒食帖》绝妙至极，可以乱真。在深入挖掘民族和个人的心性基础上探索创造，主张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神理气契合，自成一家。王超书法在承袭古人成就的基础上自创一体，形成风格。其书筋丰骨坚，气宇雄强，奔放洒脱，挥洒自如，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是有笔有墨有情有我的高度凝练的艺术形式。

王超其书，有隶书之古拙、魏碑之刚劲、兰亭之行畅。龚产兴评：“王超对书法艺术、书史、书论研究颇深，书法有‘汉魏风骨，晋唐韵味’，隶楷功夫扎实，用笔浑劲雄强，朴茂凝重，结体谨严，气宇不凡，碑帖兼融，赋予变化。他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王嵩溥、欧阳兴评：“王超的书法作品，因自具风貌，不随时流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书作像他的画一样具有刚正的元气，雄浑壮美。王超在画中所题字，纵横挥洒，酣畅淋漓，与画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他擅书魏碑、隶书、行书、草书，且风貌多变，展露着他多方面的才华。”

王超经常受各地邀请为名胜古迹书匾题字。他为峨眉山报国寺题写的“七佛宝殿”，采用晋唐写经的笔法，古雅静穆，与大殿的建筑及铜佛的造型、神态浑然一体。峨眉山“双百楹联”原毁于十年浩劫，王超于1978年应邀为洪椿坪大殿补书这幅古联，共200字，为峨眉山楹联之冠。其作继承了西汉隶书石门颂、白石神君及鲜于璜等碑的笔法，参用篆书结体，更发新意，写出了自己的特点，被选入《当代书法大观》。他还为“海门大桥”、“永和大桥”、南京“金陵梅府”、神墨碑林、齐云山山门和轩辕黄帝的母亲“九天玄女”诞生地——青海省扎麻龙凤凰山的山门、大殿等多处匾额、碑文，并著有论文《匾额书写艺术浅谈》。

气壮山河诗文茂

艺术是相通的。王超不但喜爱书画，更喜爱诗歌。对诗、书、画的比较，他觉得诗更能直抒胸臆，表达思想。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融身宇宙自然社会，交往世间真挚朋友。丰富的阅历、深厚的情感冲击着他，使他见景寄情，见物咏叹，自然、天地、历史、科学、艺术、人才、家庭、爱情、兵法，随见随写，随感随记。已作诗篇300多首，就像是一部诗词笔记，记述了他的平生阅历和人生感悟，抒发了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赤子之情。

王超擅写古风，其诗雄阔豪放，厚朴凝重，直发胸臆，坦荡真诚。代表作《中华魂》组诗，抒发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与向往；洋溢着浩然正气，燃烧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炽烈情感，充满着人生悟道和尊师重友、敬慕贤达、敬业修德的高洁品格。其中《珠峰》：“珠峰原本藏深海，板荡亚欧始腾龙。沧海桑田今古事，未来还有更高峰。”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与向往；《咏黄山松》：“惊螭千载喜龙钟，独立高标在险峰。傲骨天成江汉地，长留青史意从容。”是对松的写照、襟怀的写照、人格的写照；《生命》：“风赐一粒子，石缝生新株。天地多护佑，长成参天都。”是对人生顽强精神的讴歌，对历史自然规律的深刻体验；《泰山》：“巍巍泰岱五岳尊，夫子布道贯乾坤。我自幽燕来鲁郡，挥毫永铸华夏魂。”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气节的礼赞，是对中华魂的歌颂；《座右铭》：“常忆昔日苦，方知今日甜。魔难铸伟业，来日不畏艰。总怀平常心，韬光以内涵。读书明其理，万事德为先。勤能补其拙，俭以养其廉。助人勿图报，待人诚以宽。世界充满爱，有国才有咱。知行要合一，浩气壮河山。”诗作中洋溢着浩然正气，燃烧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充满着人生的悟道和尊师重友、敬慕贤达、修德进业的崇高美德。

当上网热潮日益高涨时，王超看到一些青少年因痴迷网吧而辍学、出走、自杀等现象，焦虑万分。他认为，主要是一些人对痴迷网吧得危害性认识还不明确，只把它当作游戏，使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毁掉。实际上，网吧的公害已经远远超过非典、禽流感。他利用提案、信息等方式和参加政协活动的机会进行呼吁，希望治理好网吧。建议由教育、公安、法院、医院、学校、家长和心理学家共同研究，展开讨论，救孩子们于水火之中。他把痴迷网吧与吸毒、艾滋、非典、禽流感并提，列为五大灾难，写了一首《浸满血泪的诗篇》：“吸毒禁绝又复燃，非典严控未席卷，艾滋得到热处理，环球共歼禽流感。少年困惑火中煎，痴迷网吧恶魔缠，全民关注恶习戒，和谐社会乐陶然。”他把这首诗书写后，印制了几万份，在社会上发放。一些报刊杂志、电视台将这首诗给予发表。

王超反对痴迷网吧并不是不赞成上网，他也曾写过一首《上网歌》，赞扬上网的作用与益处，希望人们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拓宽视野，提高效率，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他自己也经常上网学习交流，了解信息。他的诗、书、画作品在中国作家网上的点击率均有数千次，在深圳雅昌网上一年点击率上万次。

王超文论，精辟严谨，富有哲理，思想深刻，曾撰有《我的新旧观》、《畅我怀抱》、《黄宾虹画散论》等。其《江河篇》波澜壮阔，一泻千里：“江河者，顺天道也。其细也不舍涓滴之流，千古冰溶之水与夫世间悲喜离合之泪，千岩万壑穿石之滴；其大也汇千溪、容百川、储万有，夹泥沙与俱下，从而化解之，故不失其波澜壮阔也，夫地倾东南，谦谦处下，纵惊涛连天，依然宽容、豁达。其昼夜不息，流日涵月，奔流东去，不可逆转，惠泽两岸，百物丰茂，深得谦纳之德者，此无它，顺天道，从物性也。”他以论的精辟、赋的文采、心的领悟、诗的语言道出了天地轮回之法，历史发展之必然。

王超对艺术的感悟，认为“不是简单的技巧显现，而是思想的内涵、人生的体味。”王超的《论艺术与人生》是积数十年研究探讨的成果。“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思想家”，这是王超的修身格言。他认为：“艺术是心灵的体操，艺术是生命的呼唤，艺术是襟怀的展现，艺术是人生的投入。”“艺术是真、善、美的追求和体现，德是美的深层次，起着导向的作用，美好的气质产生于真诚，源于浩然正气。只有不断加深对人生真谛的理解，才能恒久不止地深化艺术，提高人格美的力量。”“好的作品是见血性的。”他的创作不在于区别与别人的不同，而是要看出艺术内涵，踏踏实实地治学，扎扎实实地治艺，认认真真地体味人生。这样，才能使每一幅作品都能发人深思。有人问他画一幅画需要多长时间，他说：“这个时间无法衡量。每次作画之前，总要一个人静静遐想一段时间，至少要十几天，才能进入这一境界。然后放笔直取，意、气、力合，随意而生。这是以意为之的无法状态，再重复也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兴致了，再画只有再去创造。”

艺术源于生活。王超热爱艺术，更热爱生活。生活是王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王超的创作如同无尽源头活水来，汇成江河湖海。“不懈地创造，不停地超越自己，不断有惊人之举。”这不仅是他人对王超的评价，也是王超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因此，他把自己的名字王继超改名王超。由王平、王云编著的《王超研究》一书，于1999年出版，为王超六十岁以前的艺术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王超不断拼搏，不断求索，不懈地创造，不停地超越自己，不断有惊人之举。这不仅是他人对王超的评价，也是王超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因此，他把自己的原名王继超改名王超。

挥毫永铸华夏魂

艺术是相通的。历史上凡大画家都是大书法家、大文学家、大诗人，甚至是大戏剧家。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博的社会知识，绝对不能成为大家。王超作品以书入画，以画配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抒胸臆，意寓于画，诗文书画并茂。其画大气磅礴、意境深远，其书古拙刚劲、气宇雄强，其文精辟严谨、哲理深湛，其诗雄阔豪放、肝胆照人。

艺术是心灵的延伸和展现。要出好作品，必须是好人品。王超从童年起便随父读《论语》、《孟子》，受中华传统观念颇深，尊师孝悌敬友，一生不近烟酒，不讲吃穿，不为金钱所惑，不为名利所动，素心治艺，恬淡寡欲，极少应酬。交友从不俗往，助人不图回报，他说，人生要干好多事，不能耽误时间，虚度年华。

王超其人，胸怀坦荡，视通万里，身居斗室，心忧天下，只为耕耘，不问收获，素心治艺，恬淡寡欲，不为市场所惑，不为名利所动。他平易近人，豪爽健谈，交友从不俗往，助人不图回报，荣辱不计俗誉，待人常怀佛心。

王超尊师孝悌敬友。勤奋慧灵归师教，成才不忘念师恩。离别老师数十年始终不忘去老师家看望。在师长、前辈面前，总是规规矩矩地像小孩子一样聆听教诲。敬重椿萱如泰山，亲近兄弟同手足。远离家乡数千里，常思的是父母养育之恩。他为父亲作诗：“祖成太极拳，亲友康且贤。父寿年近百，桑梓口碑传。”

王超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他从小离乡背井闯荡天下，饱尝世事艰辛、思恋亲人之苦。“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回归故土。当他真的实现这一愿望，并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时，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创作出《乐土》这幅作品，用田园中两只大象的欣喜自由、平静祥和的神态，寄寓历万劫而不惑，归热土而悠然的心情。并赋诗云：“寄旅天地间，踏遍万重关，人是真诚好，月是故乡圆”。

担任区政协委员后，王超更加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当他看到家乡正在进行北运河两岸建设开发时，赞扬这是铸彪炳千秋的大业，开前所未有的先河，激情赋诗道：“地灵聚宝出精琮，人杰慧光启地龙，天时地利人和一，彪炳万载开先锋。”希望家乡通过改造和开发聚人之宝、聚物之宝、聚国之宝。他在政协委员提案中积极建议，要求挖掘历史文化底蕴，恢复古代漕运建筑，开发旅游服务事业，为家乡父老子孙后代造福。还书录了康熙皇帝为北运河畔桃花寺填词:“再见桃花，津门红映依然好。回銮才到，疑似两春报。锦缆仙舟，星夜眄晨晓，情飘渺。艳阳时袅，不是垂杨老。”其书行笔潇洒酣畅，充满韵律，既有皇家典雅之风范，又有自然亲切之风情,已被镌刻在公园的文化墙上。为了给家乡引进项目，他不放弃一切契机，打长途电话上百次，联系、奔走。

王超的艺术成就，是对历史与自然规律的深刻体验，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崇敬和礼赞，是对祖国山河的深情赞歌。

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祖国的赤子之情，流露出思恋家乡的无尽情愫，畅叙着忠贞不渝的人生追求。“掬得一勺家乡水，报奉万重天下山。”就是他发自心底的倾诉和呼唤。

王超热爱生活，热爱事业。他的艺术世界、内心世界真诚、质朴，养浩然之气，正道仰攻，知难而进，厚积薄发。他不断拼搏，不断求索，不断向新的领域、向未知开拓进取。其作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鲜明个性，与大家产生强烈共鸣、共识的，正是这中华民族的亘古情怀、骨和魂。

胸容瀚海心满霞，志远青山友天下，大气磅礴诗书画，植根沃土颂中华。王超的艺术成就，正体现了民族之魄、华夏之魂，也代表了乡人之慧、北辰之荣。

　　　　　　　　　　　　　　　　　　　　　　胡曰钢

张振富（1940—2000），北仓镇刘园村人。10岁入北仓小学，1955年入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1959年参加工作，在北仓火车站当装卸工、会计兼保管、广播员。1959 年12月入伍，是年11月调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历任歌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唱演员。表演艺术生涯达40年，参加演出数千场，演唱歌曲500多首。曾多次随国家和部队艺术团体出访，到过东非4国、前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为全国、全军文艺会演，国家大型会议和节日庆典演出的重要演员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赞扬。曾荣获全军调演示范奖、演员一等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嘉奖多次，为国家一级演员、全国著名歌唱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耿莲凤合作表演男女声二重唱，成为战友文工团的金字标牌，红遍大江南北，创造了我国男女声二重唱的颠峰时期。1996年9月被定为军队文职干部二级（相当少将级别），1999年12月被定为军队专业技术四级（享受军级工资待遇）。

2000年1月17日17时25分，因病逝世，终年59岁。

天赋歌喉

张振富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曾在北仓“同在祥”杂货铺当雇工，母亲务农。张振富从童年起就帮助家里拾柴、打草、喂猪、卖菜、干农活，却从不知道什么是苦和愁，总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他的母亲擅唱，闻名乡里，戏曲、歌曲均好，音质极佳，80多岁高龄时仍嗓音洪亮，气壮音圆。受母亲影响，张振富自幼酷爱艺术，戏剧、歌曲一听就会，不仅音调准确，而且音质清脆、音域宽阔。入学后，他担任班里的文体委员、学校鼓号队的司号员，由于他的出色艺术天赋和组织能力，成为学校有名的活跃分子和老师同学喜爱的小歌星。有时遇到雨天上不了体育课，老师和同学们要求他唱歌，课堂就成了张振富的演唱会。在学校，他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当上少先队大队长，成为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在毕业的联欢会上，他给大家演唱了一首高难度歌曲——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然后又学唱郭兰英的《王大妈要和平》。大家说他真是学啥会啥，唱谁像谁。

进了中学，第一次上音乐课，张振富就引起了音乐老师的注意。老师先让同学们听唱片，欣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然后问：“谁能听出演唱中有什么毛病？”张振富当即站起来回答说：“有几个节奏唱得不稳。”于是，学着唱片中的问题唱了一下，又按正确的唱法唱了一遍。老师暗暗赞叹他是个好苗子。张振富很快在中学出了名，每次学校联欢时，他的演唱都被作为压轴节目。

张振富爱好广泛，学习成绩也很好，他长得又高又帅，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受到不少女同学的青睐。一次，在学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同班的女生孟莲找到张振富，建议和他共同演唱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九九艳阳天”。张振富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在孟莲的一再要求下，他还是和她一起登台了。一首配合默契的歌曲赢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也许就是因为这一次合作，注定他以后走上了二重唱的艺术之路。

由于张振富的大哥在防汛时牺牲，二哥有病，家庭过于困难，他只好退学回家务农，种菜、脱坯、打埝、破土粪、成为主要劳力。张振富18岁时，北仓火车站成立临时装卸队，招收工人，身高1米8的张振富成为车站的首选人员。有了给家里挣钱的机会，他拼命地干活，但还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站长看他挺有才，让他担任货运站的会计兼保管、广播员，每天在广播里唱歌、播稿，成了北仓站的红人。后来，他又报名参加北仓工业区建设和根治海河工程，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哪里。他演唱的歌曲《五十岁的老司机》、《九九艳阳天》、《真是乐死人》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红遍全国

就像歌曲《真是乐死人》那样，张振富也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1959年12月，张振富应征入伍，在某部炮兵团当侦察兵。

部队生活丰富多彩，给了张振富施展的天地，唱歌、打篮球、办黑板报，各种活动他都是骨干。1960年11月，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歌剧团为排演歌剧《大清河》，到部队挑选演员。团长向来人推荐了张振富，说：“我以团长的身份保证，你们见到人肯定会满意的。”

考试时，张振富首先唱了一首《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招生组的同志没想到炮兵团竟然有这样的人才，兴致勃勃地让张振富继续唱。他一连唱了《一天赛过二十年》和《二月里来》等五首歌，主考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声音真棒！”但是演歌剧，要求不但会唱，还得会表演，需要复试考小品。从来都不懂什么叫小品的张振富，经过启发之后，表演了一个几次扑打苍蝇的情节，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于是，他被选进了战友歌剧团。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是部队的综合性文艺团体，下设歌舞团、歌剧团和曲艺队等艺术部门。全团演职员500多人，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张振富作为一名新队员，论资排辈总是在人家后面，只有哪位演员有病或有事上不了台，才能轮到他临时顶替个小角色。每次演出，扛戏箱、运道具、搬布景、布置舞台、打灯光、跑龙套，一会儿扮群众，一会儿演匪兵，跑前跑后串场，还负责拉幕，累得满头大汗，但他无论干什么都毫无怨言，毫不惜力，一丝不苟，哪样都做到恰到好处。导演对团长说：“让他干什么都能干好，是块好材料”。

张振富是个不服输的男子汉，要干就得干出个样子。为了提高演唱水平，每出一首新歌，他就立即买来歌曲集，暗自练习。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同时拜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王家祥、声乐教授喻宜为师，全身心钻研演唱技术，提高了表演水平。在《夺印》、《探亲》、《大龙和小龙》等剧目中塑造了血肉丰满的人物，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他演唱的独唱歌曲《雄伟的天安门》、《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我心中闪亮着一双眼睛》、《沙漠之歌》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给广大听众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被誉为“中国当代出类拔萃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

在“文化大革命”学唱样板戏的热潮中，战友文工团决定由歌剧团赶排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并选定张振富扮演杨子荣。张振富虽然会唱几段京剧，但是京剧表演对他来说，还是隔行如隔山。为了演好这出戏，他挺着已经20多岁的硬身骨，半路出家练抻筋压腿，不知吃了多少苦。他就教于京剧大师袁世海、钱浩良，声乐教授沈湘，认真钻研京剧的“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苦练踢腿、打旋子、飞脚、蹉步、马踏子、摔叉等动作和高音区发声法。直到大家在一起排练时，看到他的亮相，发现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是那么高大的身躯竟然能一连打30个飞脚。不得不为其惊叹。彩排时，团里请来有关部门领导和不少京剧界名家。演员们的表演博得阵阵掌声，张振富的成功表演更是引起了行家们的赞赏和关注。战友文工团也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京剧团。随后，又排演了现代京剧《红灯记》选场，他饰演李玉和，同样获得了成功。

长期的艺术表演，为张振富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功底。在多年的探索中，他汲取了中国戏曲艺术精华，博采民族、美声和通俗唱法各家之长，逐步形成自己音域宽广醇厚、音质纯净清晰、音色甜美圆润、感情炽烈纯朴、表演潇洒自然的艺术风格。1966年，为纪念毛主席７３岁寿辰，战友文工团着手编排大型歌舞《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决定调张振富和歌舞团的耿莲凤表演男女生二重唱，创作班子专门为他们谱写了重唱歌曲《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张振富、耿莲凤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心情，全身心地投入，深情地演唱。由于声音和谐、形象出众，一炮打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创作班子又专门为他们写了不少新歌，结果首首成功,为战友文工团带来了荣誉。

1972年，张振富被调到战友歌舞团。团里决定由他和耿莲凤合作排演二重唱。他的愿望本想成为独唱演员，但组织交给的任务和他认真严谨的态度决定他必须放弃个人愿望，于是把全部青春年华和身心奉献给了二重唱。张振富音色甜美、圆润，耿莲凤声音清脆、洪亮, 他们在声、情、形、味四个方面努力尝试，达到和谐完美的程度，将珠联璧合的演唱艺术推向高峰，为中国男女声二重唱在声音的和谐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和耿莲凤合作20年，所演唱的《祖国一片新面貌》、《毛主席派人来》、《逛新城》等，经久不衰。身穿藏袍，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成为他们的特定形象。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们的声音传送全国，仅电台录制他们唱的歌曲就有近500首。各类报刊媒体刊登大量的评论文章，称他们是“歌坛并蒂莲”。“唱民族之声，抒民族之情。”“挟气吞山河之气魄，挟行云流水指舒卷，有如琼浆，有如春雨，回荡流淌。”“表演自如流畅，声音和谐统一，是国内最好的一对搭档。”港澳同胞称他们是“中国的一对绝唱”。战友歌舞团的“二马一贾二重唱”（马国光、马玉涛、贾士骏、张振富、耿莲凤）风靡全国，为塑造军队文艺团体的艺术形象创造了不朽的功绩，为全国声乐表演艺术的辉煌时期增添了异彩。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和耿莲凤又演唱了《十月的胜利》、《藏族人民纵情歌唱》等歌曲。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晚会上，他们演唱了《怀念周总理》：“你是天上的巨星，你是长青的劲松，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你，世世代代把你赞颂......。”歌声深情动人，催人泪下。

张振富介绍自己的表演体会说：“要把自己的情、自己的爱，融入每个字、每个音符，把自己的魂贯穿于作品的始终，把自己的向往融入作品的意境。”他在新歌处理笔记中写道：“唱歌不是只唱对歌词、唱对音符，而是要唱出歌曲以外的丰富内涵和作品的深层意境，唱出信心，自己首先激动起来，美起来，帅起来。”

作为一名歌唱家，不仅要有天赋的歌喉，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小时游泳、捉蟹、逮蟋蟀，刘园法鼓、阎街少林、北仓狮子会等民间花会和那浓郁的民间文化、风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喜爱文学、书法、绘画，爱好乒乓球、篮球。他欣赏邓亚萍、王涛等篮球健将和美国NBA篮球巨星乔丹。他关心政治、经济，台湾统一、亚洲金融危机、企业经营管理等等，讲起来头头是道。他还是一个生活上的多面手。

1990年北京电台又录制了他的独唱歌曲《北京在我心中》。他在探索既适合年轻人的特点，又将民族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融会贯通的新唱法。他说：“作品要有时代性，演唱要有时代感。”

高风亮节

张振富演出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从不糊弄群众。无论是在大型剧场，还是在偏僻山村；无论是为万人表演，还是为路遇的单兵巡逻站岗的战士歌唱，都一样地全心投入，饱含深情。

他的足迹踏遍风雪高原、茫茫戈壁、万里海疆，无论是人迹罕至的边防哨卡、摄氏60度高温的南海西沙，还是抗洪救灾的堤坝。

他曾两次赴老山前线为战士们演出。第一次到老山前线，穿越敌人炮火封锁线时，心里很是紧张。当看到墓碑林立、硝烟弥漫的壮烈场面时，心中热流激荡，毅然爬到封锁线的冠林山下的一个据点，为准备冲锋的战士们唱歌。夜幕降临时，下起蒙蒙细雨，战士们点起烛光，张振富抓紧时间，为战士们演唱《十五的月亮》，正唱到“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时，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距他们100米处爆炸。碎石、树木腾空而起。战士们护着张振富高大的身躯钻进掩体中。冒着隆隆炮声，张振富继续为战士唱歌。狭小的掩体只能钻进几个人，他们就让执勤的战士轮流进来听。

1985年，他随中央代表艺术团赴西藏参加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演出，听说在海拔5710米的色齐拉山上有20多位常年坚守在那里的雷达兵战士,便主动随小分队迎着漫天风雪前去演出。汽车只能行至半山腰，大家下车后，如蹋棉絮，腿软心慌，胸闷气短，艰难行进。里空气稀薄，被称为“生命禁区”，正患感冒和心脏病的张振富在这种条件下演唱更是困难，他和耿莲凤穿着大衣、抱着氧气瓶，一边吸氧一边歌唱，一连唱了7首，感动得战士们都落下泪来。下山后，演员们受到领导的接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班禅紧紧握着张振富的手说：“你们唱得好，表演得也好，以后还要请你们来西藏”。

一次张振富和妻子应邀到东北某地演出，不少著名演员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不巧遇上一场大火，烧毁了剧场。演出无法进行，可是演员都到了，甲方要按合同付给演员演出费。甲方负责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一些人要求全部支付，矛盾不断上升。张振富大声地说：“这件事来得很突然，双方都受到了损失，甲方的损失更严重。这需要双方共同理解、体谅。我先表个态，我不再向甲方要任何条件了。我希望大家冷静一些，既然没有演出，他们付出百分之五十的费用给大家是合情合理的，是尊重大家的，他们并没有失信。”一席话让大家心服口服。事后，甲方找到张振富说：“你真是个好人，救了我一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说着，把张振富夫妇的演出费塞到张振富手里。张振富说：“我不是向大家已经讲过，不再要任何费用，你怎么没听见？”经理说：“他们都是按这个标准发放的，你又没有特殊。”张振富坚决地说：“那我们也不能要，话都讲明白了，我要是拿了钱，不是成了两面派了，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经理望着这位正直、善良的军人，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在归途的火车上，他平静地望着窗外闪过的村庄、田野、绿树，依偎在身边的妻子体会得到他纯洁的心灵。

一次，甘肃一个地区邀请他们演出，张振富在台上刚演唱一半，忽然音响出了问题，观众席顿时乱了来，有的还嚷嚷着要退票。张振富站在台上安慰大家说：“舞台音响只是出了小故障，现在正在抢修，只要大家安静下来，我愿为大家继续演唱。观众席立刻静了下来。在没有音响的情况下，他接连为大家演唱了两首歌曲。救台如救火，他的精神感动了观众，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浃背。妻子心疼地为他擦去汗水，给她按摩。音响修好后，演出继续进行。剧场经理看见张振富累成这个样子，非常过意不去，拉着张振富的手说，“谢谢你，多亏你救了这场演出。”接下来，是他们夫妻的男女声二重唱。他们双双走上舞台，他们的深情、激情带动全场的情绪，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欢呼声中，他们一连演唱了七首歌。

他在台上注意台风，总是保持军人的风范，潇洒大方，每个动作都经过认真敲定，规范、恰当、从不过分。只要往台上一站，目光总是那么炯炯有神，流露出光彩、自信，赢得观众好感。在舞台下又是那么平易近人，总感到张振富是一个平和、平等、可亲的人。

他说：“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党和人民已经给了我过多的荣誉和待遇，我要不忘根本，保持晚节，为人民立新功。”

有群众来信问他：“你现在是著名的歌唱家了，你现在想什么？”张振富回信答道：“为人民而唱，为战士而唱。”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来自农民，永不忘人民；我来自战士，永不忘士兵。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人民、为士兵高歌。”

和张振富相处过的人，都认为他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人。这是中国男人的典型特征。他当学生，就把学习搞好，当农民，就把地种好。当搬运工，就把任务完成；当兵就把战士当好；上舞台就当个好演员。

他在日记中写道：“人活在世上，就要对社会负责任，我归纳为四个字：忠、献、诚、敬。对祖国要忠，对人民要讲奉献，对朋友、对人要诚，对老人要敬、要孝。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责任，诸如对妻子、对孩子要爱，这也是一种责任。总之，一生中有尽不完的责任，所以我才把责任归纳为做人的标准。”

张振富言行统一。对农民、对工人、对战士，都是一样满怀激情地演唱。对朋友、对邻居，都是坦诚相待。谁家的电线断了、马桶坏了、热水器出了故障，都乐于去找他，他总是热心、诚恳地帮助人。对老人、对长辈孝敬。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把90多岁高龄的母亲接到北京住些日子。他带母亲去照相，给母亲端水洗脸、洗脚，晚上母亲入睡后，才离开。每当单独外出演出时，他总是把妻子需要吃的、用的提前准备好，把需要办的事一一写在纸上。张振富成了名人，却从没有忘记他的老师和同学。每次回天津探亲或演出，都要挤出时间看望大家，给大家唱歌，跟大家合影留念。上小学时，由于他家庭困难，班主任蔡老师曾替他交过学费，他牢记于心，不忘恩师。只要有回家探亲的机会，他都要到蔡老师家去看望。1977年春节，张振富到蔡老师家看望老师。在蔡老师家人的邀请下，张振富深情地演唱了一首《怀念周总理》。他的嗓音那么洪亮，声音灌满了整个房间。随后，又唱了一首电影《沸腾的群山》插曲：“一挂挂爬犁，奔驰在茫茫的雪原……”。他的歌声把大家带到一